如今的一些人总喜欢说华夏文明的劣根性，将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归咎于明朝，甚至于向上追溯到孔子等人。

其用意也很明显，那就是为清廷开脱。

他们的潜台词即是，华夏文明根子上就有问题，而清廷已经做得足够好了，所以近现代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不是清廷，而是华夏文明本身。

这样一种借口并不高明，甚至于十分的龌龊，然而却有相当多的人买帐，还有一些知名人和也在不停地推广这种畸形的价值观。

比如说香港著名的武侠小说作家，在其著作《袁崇焕评传》中直接了当地说，幸亏清廷入关挽救了华夏文明，否则一百多年后，面对西方列强，华夏必然会彻底亡国；

台湾著名的历史学家柏杨在其著作《中国人史纲》中也持同样的观点；

另一个持这种观点的名人即是袁腾飞，其实他并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只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而大红大紫，摇身一变也就成为了所谓的“大鳄”。

在许多公共场合，他也一直在讲这样的观点，让人十分的厌恶和反感，然而却有相当多的人对此深信不疑。

其实这样的一种言论根本就不值一驳。

我们且不说别的，就拿清廷入关之后，大肆屠杀有识之士和焚书禁书、禁锢思想、大搞文字狱来说，清中叶至晚期的天下，是一个“万马齐喑究可哀”（龚自珍《己亥杂诗》）的天下，人们思想愚昧，整个天下死气沉沉，怎么可能会有什么进步呢？

我们再来看看明朝末年又是怎样的一副光景呢？

可以这么说，明朝中晚期是一个经济发达、文化昌盛、思想活跃的“极圣明之世”（宋应星语）。

别的不说，我们且从思想领域来看，可以说是大家层出不穷，几乎就在同时，出现了华夏思想史上伟大的三大思想家，他们分别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

顾炎武先生明确提出了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跳出了一家一姓王朝的泥坑。

（顾炎武先生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他认为本民族内部的改朝换代就是亡国，那是皇帝以及效忠皇帝的官员们所要考虑的事情，和天下人无关；

可一旦异族入侵，那整个华夏文明将会遭遇灭顶之灾，所有人都逃脱不了干系，不仅皇帝和官员们要起来反抗，就算是最为卑贱的匹夫匹妇也都有责任抵抗。

这即是振聋发聩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也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为了驱逐侵略者前赴后继、杀身成仁。

而黄宗羲先生则更为系统地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从头梳理了一下君、臣、天下的权利和义务。

他明确指出君臣平等，君主是天下的公仆，不应该享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只有为天下人谋福利的君主，才配得到人们的拥戴，否则人民就有权利将其推翻改朝换代。

这样的思想给君君臣臣家天下那一套直接来了一记釜底抽薪，可以说是相当超前的思想了。

（黄宗羲先生像）

还有一位大佬王夫之王船山先生，他系统的重新表述了传统“夷夏大防”的思想。

所谓“夷夏大防”无非就是野蛮和文明的关系，他认为文明世界的人可以相互来往，对于野蛮世界的人则要加以防范，提出了夷夏之间要“各安其所”，认为文明和野蛮之间的界限不可打破，否则就将会是一场灾难和浩劫。

（王船山先生塑像）

“船山学说为民族光复之源，近代倡义诸公，皆闻风而起者，水源木本，瑞在于斯。”

当然，明末三大思想家的思想远不止笔者所说的这些，他们的思想之先进和深刻，昭示着华夏文明的发展已然是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华夏文明即将迎来新生。

中国本土的民族主义，乃至于民主思想、科学思维，均起源于明末黄、顾、王、方（方以智）等大佬们的思想启蒙。

晚明时期，江南城市手工业繁荣发展、思想空前活跃，市民阶层出现；

西方思想和技术在知识分子中快速传播，出版业和印刷业的繁荣更是让这些思想在中下层阶层民众中迅速传播，而传统的家天下的统治已然是摇摇欲坠。

如果没有遭逢清廷入关，不管是明朝成功地续命还是新王朝的诞生，他们早晚也得接受这些思想，学习一下民贵君轻，华夏文明也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一个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可谓瓜熟蒂落。

然而，清廷入关却打乱了华夏文明的正常文明进程。

华夏民族创造出来的的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让他们眼花缭乱，也让他们自惭形秽，他们也深刻地了解到，如果不从根本上消灭这个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不残杀他们中间的有识之士，不将这些思想彻底铲除，他们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于是乎，我们看到了“剃发易服”，看到了焚书禁书，文字狱，大杀士大夫知识分子……，还看到了闭关锁国，看到了禁锢思想……

（清朝血淋淋的文字狱）

一个人只要不傻，基于基本史实，都可以知道清朝对于中国有着怎样的伤害，真可以说是丧心病狂、罄竹难书！

然而，他们在做完这一切之后，却有一些人跳出来说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了，是华夏文明本身就有毒。

这样的言论十分的可耻，是对华夏文明的侮辱，也是对无数反抗异族暴政的仁人志士的侮辱，也是对那些被清廷残杀的同胞的侮辱！

不认识到华夏文明的优秀，不彻底清算异族统治者的罪恶，那么所谓的“复兴中华”也只能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