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人金庸的那点龌龊事儿——写给所有被金庸欺骗的人

　　一、引言

　　金庸，本名查良墉，浙江海宁人，顺治时著名的文字狱（明史案）的告密者就是其祖上查继佐。当时无辜屈死者无数，老查踏着别人的鲜血爬了上去，得到了满族统治者的宠信。查家此后一门竟出了七个进士和五位翰林，这在满人排汉的风气下，是汉人门庭根本无法做到地，所以虽然金先生死活不承认自己是旗人，可辩护却总是显得那样苍白无力。

　　二、《明史》案的告密者查继佐

　　查继佐又名查伊璜，“伊璜”应该是其族谱名。他是金庸的一个本家，也是清朝最大的几场文字狱之一----《明史》案的告密者。此案最终有七十二人被处死，其中十八人被凌迟，数百人充军，之后江南人人自危，文坛、史坛都陷入死水一潭的局面。究其根源，金庸的祖上查继佐做为首告，为了一己之私，把原本未必会兴起大祸的一次史书编写推动成了一幕惨剧，终致血染江南。

　　据印鸾章的《清鉴》记载：“此案诛死者七十余人，名列参校者皆死，刻工及鬻书者同日刑。惟海宁查继佐、仁和陆圻，当狱初起，先首告，谓（庄）廷鑨慕其名，列之参校中，得脱罪。”

　　《明史》案主要由两人告发，杭州举人查继佐是首告，归安本地知县吴之荣后来再次告发。如果起初查继佐不告发，吴之荣也未必会关注此事，更无须因担心失职被惩处而也跑去告发（当然也不排除其兼有邀宠的动机），所以说这场浩劫的根子还是在首告查继佐身上。要说知县吴之荣职责在身，向上反映也属正常。而查继佐仅为了避祸和妒忌，就借刀杀人，向满人告发自己的汉族同胞，所为可谓极不光彩。这场浩劫之后，归安文坛和文人都遭到重创，文士中唯有查继佐因检举有功而受到清廷的嘉勉和赏赐，和吴之荣一起平分了庄家的家产，还从庄家得到了“十余舟”抄家得来的家俱器物（《费恭庵日记》）。不久之后，查家便因此次功劳得到清廷的赏识信任，举族入了旗，自此成为了满清统治集团的“自己人”。可以说，查家日后的繁盛，与查继佐告发文字狱，踏着别人的尸骨向上爬是有很大程度的关联地。

　　然而金庸秉心有偏，为了谋求根红苗正、良好口碑，便竭力想要遮掩祖上的这幕劣迹，甚至不惜为此伪造历史。他借助其拥有的显赫声名和自己小说的广泛流传，明目张胆地颠倒黑白，试图扭曲真相，混淆视听，竟然在《鹿鼎记》中把查继佐写成了正面人物、文字狱的受害者，还将其与顾炎武、吕留良这样的反清名士置于一处，把告密的丑恶行径都推到了吴之荣身上。《鹿鼎记》影响深远，读过的人不计其数，大部分读者无心考究历史，也想不到金庸竟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混淆是非，指鹿为马，所以多被其蒙骗，在记忆中留下了一段被篡改的史实。原本一段海宁查氏的“不光彩”历史，反倒被金先生巧妙地利用，让世人都以为其祖上心怀故国，不肯屈从于满清淫威，在文字中暗讽时弊，才招致灾劫。一个可耻的告密者、给江南文坛惹来大祸的小人，竟然摇身一变，成为了反清英雄，金先生的生花妙笔实在令人又敬又佩。

　　三、铁杆汉奸吴六奇

　　读过《鹿鼎记》的人应该会对吴六奇这个名字有印象。在书中，吴六奇是一位慷慨豪侠的英雄、潜伏敌后待机而动的抗清义士。但事实上，吴某人却是一个贪生怕死、叛国投敌的铁杆汉奸，投降后一直对清廷忠心耿耿。吴六奇本是永历帝授的南澳总兵，顺治七年时，大汉奸平南王尚可喜挥军南下，吴六奇当即率部迎降清军，此后随同尚可喜征粤，剿灭明军残部，屡立奇功，并积功被清廷升为提督、少师、兼太子太保。

　　据徐鼒《小腆记年附考》卷十七记载：“清世祖顺治七年春正月。戊辰，我大清兵复取韶州，明总兵吴六奇降。[考曰：海宁查孝廉伊璜识吴六奇于未遇，后从王师征粤，官至提督，厚报伊璜。王士祯《文集》、钮琇《觚賸》、蒲松龄《聊斋志异》、蒋士铨《忠雅堂文集》皆记其事，谓六奇以乞丐遇征粤之师，途中被执，献策从戎，积功至节钺。鼒按：诸君皆据传闻言之，其实六奇在明时为五虎乱潮之一，踞大埔、饶平、程乡，永历帝授为南澳总兵。顺治七年，平南王尚可喜等自南雄下韶州，六奇与碣石镇苏利迎降。《台湾外纪》、《行在阳秋》言之历历，安得谓乞丐迎降乎！《贰臣传》谓六奇丰顺人，少时乞食各郡，习山川险夷，至是以总兵降，请乡导大军，招徕旁邑自效，盖乞丐乃少时事，查、吴相遇，实在明世。旋附义旅，为桂王驰驱，后人讳之，而托言骤贵于兴朝，非实录也。附辨于此。]《查继佐年谱》引。”

　　金庸之所以颠倒黑白，硬把一个汉奸美化为抗清烈士，主要原因就是查家与吴六奇交往密切，一损俱损。吴六奇落魄时曾得到过查继佐的资助，后投身军旅，当了明朝的总兵，降清后官至提督。此人不忘旧情，“厚报伊璜”，还曾助查家脱难。据《偶然录》记载：“公应吴督之招，在两广署时，陆晋亦贵为潮州提督。盖晋逸去后，即从军效力，积功谋任至此。知公至粤，遣使赍帛书为请，公赴之，晋郊迎百里外，其崇奉之礼不异于吴。”可知查继佐受到了两广提督吴六奇和潮州提督陆晋异乎寻常的礼遇，查家是当时“沾官气”的大族。

　　写小说虽然允许艺术夸张和改编，但总不能颠倒黑白、忠奸互易。如金先生般把小说当成歪曲历史的工具，借助其颠倒是非，谋一己之私者，实属少见。

　　四、《明史》案始末

　　《明史》案是清朝所兴的几大文字狱之一，株连甚广。湖州(今浙江吴兴)庄廷珑聚众编辑明史，清廷在撰写二十四史中的《明史》时，煞费苦心地大肆篡改，歪曲事实，自然不能允许有人说出历史的真相，于是一经告发后就严厉惩治。据《鲒琦亭集》二二《江浙两大狱记》记载：“江浙名士列名书中者皆死，刻工与鬻书者亦同时被刑。”

　　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湖州庄廷鑨作明史，以查伊璜刻入校阅姓氏。伊璜知，即检举学道，发查存案。此年七月，归安知县吴之荣持书出首，累计伊璜，伊璜辨曰：“查继佑系杭州举人，不幸薄有微名，庄廷鑨遂将继佐刻入校阅。继佑一闻，即出检举，盖在庚子十月，吴之荣为庄廷鑨本县父母，其出首在辛丑七月。若以出首早为功，则继佑前之荣后，继佑之功当在之荣上；若以检举迟为罪，则继佑早而之荣迟，之荣罪不应在继佑之下。今之荣以罪受上赏，而继佑以功受显戮，则是非颠倒极矣！诸法台幸为参祥。”（按，继佑是继佐原名，因科举之错而从其误。）

　　据况周颐写的《眉庐从话》记载：“吴兴庄某作《明史》，以查伊璜列入校阅姓氏。伊璜知即检举，学道发查存案。次年七月，归安知县吴某（吴之荣），持书出首，累及伊璜。伊璜辩曰：“查继佐系杭州举人，不幸薄有微名。庄某将继佐列入校阅，继佐一闻，即同检举，事在庚子十月。吴令为庄某本县父母，其出首在辛丑七月。若以出首早为功，继佐之功当在吴某上；若以检举迟为罪，则继佐早而吴某后，吴某之罪不应在继佐下。今吴某以罪受赏，而继佐以功受戮，则是非颠倒极矣。诸法台幸为参详。”各衙门俱以查言为是。到部对理，竟得昭雪。遂与吴某同列赏格，分庄氏籍产之半。”

　　全祖望《鲒琦亭集》载：“惟海宁查继佑、仁和陆钎，当狱之初起即首告，为庭珑慕其名，列之参校；故得免于罪。

　　据张岱的《快园道古》记载：湖州庄廷珑作明史，以查伊璜刻入校阅姓氏。伊璜知，即检举学道，发查存案。此年七月，归安知县吴之荣持书出首，累计伊璜，伊璜辨曰：“查继佑系杭州举人，不幸薄有微名，庄珑遂将继佑刻入校阅。继佑一闻，即出检举，盖在庚子（1660）十月，吴之荣为庄廷珑本县父母，其出首在辛丑七月。若以出首早为功，则继佑前之荣后，继佑之功当在之荣上；若以检举迟为罪，则继佑早而之荣迟，之荣罪不应在继佑之下。今之荣以罪受上赏，而继佑以功受显戮，则是非颠倒极矣！诸法台幸为参祥。”共衙门俱以查言为是，到部对理，竟得昭雪。遂与之荣同列赏格，分庄珑籍产一半。”

　　查继佐门人沈起所撰《查东山先生年谱》：“清顺治十八年，庄史案将发时，“陆子丽京（圻，字景宣，钱塘人）告先生曰：‘南浔有庄鑨者（字子相，湖州人，贡生）作《明史纪略》，参阅姓氏首列东山（摘按，即查继佐），次范子文白（骧），次及某，共十八人。（日记作廿一人）作序者李霜回（令皙）也。’先生殊骇，所谓大警者定以此矣。拟牒当事，从刀笔家称此书不工。先生曰：‘吾三人不工，此书是仇庄，非善。’因投牒督学，手著四六体，中一联：‘倘或犯于所忌，间有非所宜言。’并入范、陆名于牒，范、陆不知也。率此一联，生三家三百余口。”

　　中华书局《查继佐年谱》也证实查继佐正是此案最早向清廷告发之人，年谱注引查继佐《得案日记》曰：“……余自作牒四六体，投督学胡尚衡，亦不得报。余手启胡：‘语陟鼎革而衡文，不知之乎？他日门户之忧，当与共之，勿谓此日不言，故警。’始以原牒行湖府学，学官为赵君宋，温州人，颇有深望。时鑨已卒，父老七十余岁矣，自言此书无不敬，可上闻。即奈何渔猎君宋毒之，详于府道。庄不得已，行千金寿知府陈某………”

　　上面六则史料所述大体相近：庄庭珑慕杭州举人查伊璜之名，擅自将其列入《明史》的参订名单，查伊璜得知后吓得心胆俱裂，为求自保，赶忙向学道检举告发，但学道并未在意此事。七月，归安知县吴之荣再次告发，此书终引起清廷关注，遂大兴文字狱，相关人等被捕杀殆尽。同列参校的查伊璜非但未伤毫发，反而因首告有功，“与之荣同列赏格，分庄珑籍产一半”。

　　在《五石脂》中，记载更为翔实，但与上面几则略有出入，比如查继佐告密所得不再是庄家财产的一半，而是十分之一，加上“十余舟”的器物。

　　”……同时以不列名而获免者，尚有四人……陆璘，查伊璜、范文白、陆丽京……伊璜名继佐，海宁举人……咸负文望，列名参订中。庚子书成颁布，三人以不相闻，于顺治十八年辛丑十二月，具呈学道胡尚衡，辨明其诬……之荣出首时，即谓庄胤成（即君维）、朱佑明、查伊璜等共造此书。至公庭质对，亦坚执伊璜等主笔。查以递过检明呈为词，吴复质其何不首督抚而独首学道。明系借此得赃名实两遂之计。查遂无词。囚禁者逾时，既乃密求于粤中总兵吴六奇，事始得解。先是满官督抚上本，俱依之荣口供，谓查系同谋造送。及吴为查营解，至定案时，遂一反其词。谓查三人，虽不比之荣之发觉，亦系首事之人，依律颁赏。故之荣荫袭拜他哈哈番，并给朱庄财产十分之一。查、范、陆亦得颁给器用什物。据《费恭庵日记》，谓曾亲见查等在慈感寺前领取朱、庄家具，约十余舟云。”

　　《五石脂》中的详尽记载给我们讲述了事件的另一个版本：查继佐正是《明史》的主笔之一，而不是其它几则史料中所述，是庄廷珑未经允可就擅自把他列入参订名单。查继佐后来向学道首告，正是担心出事，预作自保准备。而之所以他的告发没有引起任何关注，就是因为查继佐并不是真想把事情闹大，因为他希望借助修订《明史》而留下美名，所以他的告发不过是串通学道而做的戏罢了。然而查继佐没想到知县吴之荣也会告发此事，人家可是真告，所以很快就引来了朝廷的关注，他也被吴之荣告发。吴之荣看破了查继佐的小心思，当庭质问他既然告发，为何“不首督抚而独首学道”，于是“查遂无词”，被下狱囚禁。查继佐让家人密求粤中总兵吴六奇救命，在吴六奇的庇护下，才于重审时“一反其词”，不仅无人再提查继佐曾经担任主笔之事，他还反罪为功，嘉奖受赏。

　　“苍*宝之（明史），原本不可得也。问之庄氏，忌不与校。余素不一至南浔，偶鑨弟廷钺束脯余门，曰：家史意独为之，不欲分人，且先生不须此。余遂有明史之役，改曰罪惟录。九段摘按，查氏本人亦有心于明史，其告发庄氏之举，是否先有同道相薄之意，后生借刀杀人之心，则难言。”

　　而在《查东山先生年谱》注引查氏《得案日记》中，我们又可以看到查继佐告密的另一个版本和动机：庄家把新编撰的《明史》视为至宝，“不欲（把荣耀）分人”，不让别人参与校对，列名其上。而“查氏（查继佐）本人亦有心于”靠明史扬名，所以对庄家心怀不满；兼且文人相妒，希望对方无法成功，所以向清廷举发，希望能借刀杀人，用心可谓十分歹毒。

　　上面几种大同小异的说法孰真孰伪，如今已难确证，但查继佐在《明史案》中担当了一个既不光彩的角色，并在事后获利，却是众口一辞。以史料多寡来看，似乎第一种说法最为可能属实。

　　五、金庸祖上查嗣庭遭受的文字狱

　　在《金庸传》中，曾有过一个“维民所止”的说法：说金庸的祖上查嗣庭因为“维”、“止”二字给“雍正”去了头，所以引出杀身大祸，遭到文字狱的清洗。事实上，“维民所止”的故事早已被考证出是金庸自己编出来的谎言，并藉此不知欺骗了多少人。不过金庸的祖上，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查嗣庭，倒确实遭受了文字狱的清洗，他与儿子拷死狱中，死后还被戮尸，全家流放，连江浙两省的士子都受到株连，六年内不准参与举人和进士的科考。

　　此事就是著名的“查嗣庭案文字狱”，一直被金庸利用来混淆视听，遮掩其祖上查继佐的不光彩行为。事实其实很简单：清朝有两大文字狱都与金庸祖上有关，一为《明史》案，一为查嗣庭案。只不过在《明史》案中，其祖上查继佐是可耻的告密者；而在“查嗣庭案”中，查家又成为受害者罢了。

　　其实查嗣庭案并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字狱。表面上看是雍正因为查嗣庭主持乡试时命题不妥而降罪，将其下狱处死。内幕却是雍正意欲铲除国舅隆科多，而查嗣庭是靠溜须隆科多爬至高位，属于铁杆隆党，所以便成为雍正首先要剪除的羽翼。所谓的“出题不当”，不过是个借口罢了。在查嗣庭死后没几个月，隆科多便被处死。

　　显而易见，这场所谓的文字狱，不过是一幕披着文字狱外衣的权术争斗，具有极强的政治色彩，与其它因讽刺满清、弘扬汉族文化而获罪的文字狱有本质区别。而金庸编造“维民所止”的谎言，其用意也并不难猜：无非是想掩饰这场文字狱的独特性，尽量将其与其它文字狱混为一谈，以让人们产生“金庸祖上也是反清文人，曾因弘扬汉族精神招祸”的错觉。其实少年时读《鹿鼎记》，便感觉一开始文字狱那章与整体格格不入，甚至有些多余。长大后才理解金庸这样做的高明之处：不仅巧妙地歪曲了事实，把“明史案”的告密丑行全都推到了吴之荣身上，洗白了其祖上查继佐；更配合他在《金庸传》中编造出的“维民所止”谎言，给自己塑造了一个“文字狱受害者后代”的高大形象；同时更有力地掩饰了自己满人的身份，淡化了祖上曾任清廷高官的事实；还遮盖了他在小说中吹捧满清的不公正立场，可谓一举数得。仔细回想一下金庸写的小说、评传和杂文，对清初的几任皇帝（皇太极、努尔哈赤、顺治、康熙)都推崇备至，而自杀其祖上查嗣庭的雍正之后，就再无溢美之词了。

　　笔者十分佩服金庸的心计，能如此不着痕迹地塑造起自己的光辉形象，从一个告密者的后代摇身一变，成为文字狱受害者的传人，轻松就博取了人们的同情，可谓变被动为主动，将虚伪隐藏于无形之中。金先生能将岳不群伪君子的形象刻画得那样传神，果然并非幸致。

　　如果有人仍存疑虑，希望进一步了解此案的细节，请自行检索阅读陈伯良先生的考证文：“清代查嗣庭案本末”。

　　六、金庸是满人还是汉人已不可考

　　《满族汉姓对照表》：“[查] 老姓，包括沙拉氏，以及加入满族的查氏（汉族）等。”

　　“姓查的人百分之八十五是居于安徽、云南的少数民族，剩下的百分之十五则是满族正白旗姓沙拉的一批满人改成的汉姓，以及后来加入满族的查姓汉人，主要居住在浙江以北的几个省份。”

　　“海宁查氏原籍安徽婺源，系出春秋查子，以地为氏。元至正十七年，查瑜因避兵乱迁居海宁袁花。自第三世，分南、北、小等三支，明清以来一直是‘文宦之家’。”

　　由上面这些资料我们可知，海宁查氏本是安徽、云南一带的少数民族，后迁居浙江。满清入关后，部分满人改汉姓为查融入查氏，而部分海宁查氏中人又加入汉八旗子弟，成为了满人。经过自元朝以来几百年的通婚和汉化，海宁查氏的血统已经变为汉、满，和云南某少数民族的混合体，已经说不清是哪一族了。所以那些关于金庸是汉人还是满人的争议可以停止了，这本就是一个说不清的话题。在金庸身上，很可能同时流淌着汉人、满人、以及云南某个早已消亡的少数民族的血液。

　　七、金庸与海宁查家

　　海宁查家是海宁袁花的名门望族，其种族虽然已经混乱，但族谱还是比较确切地，今存《海宁查氏族谱》二十册。自第七世起的排字辈份为：秉志允大继嗣克昌，奕世有人济美忠良，传家孝友华国文章，宗英绍起祖德载光。在族谱中可以看到查良镛的序列，所以金庸自称出于海宁查家还是比较可信地。金庸曾在1995年2月给浙源乡查传宦的信中自称族叔，称对方为“传宦族侄”，还说到：“据长辈所言，我家的确于早年自婺源迁浙江海宁，故我们应是本家。”

　　满清自入关以后，对汉人一直采取防范打压的策略，所以汉人中门庭显赫者甚少。然而在康熙年间，以查慎行为首的叔侄数人同时在清廷居官，金庸就曾在《鹿鼎记》的楔子中洋洋得意地炫耀海宁查氏“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查家一时风光无限，全族加入了汉八旗，后来满族式微后又有不少人悄悄改回为汉族。有些人把金庸祖上说成是汉八旗包衣（即家奴），这是错误的看法，金庸祖上是正宗的旗人。

　　说起汉八旗，不似人们想象中，把死忠满清的汉人编在一起给个旗人头衔，在血统上还是汉人。当时的规矩是“满汉不通婚”，而汉八旗是可以与满族统治族通婚地，与汉人反不能通婚。所以随着血统在通婚中的变化，汉八旗人与汉人日益遥远，从实质血统上蜕变成了满人。如今的纯满族血统已经非常少，大多数满族人其实都是汉八旗的后代，所以人们把查家和金庸视为满人也是基本准确地。

　　当时满人排汉风潮甚浓，查家能得到清廷的赏识信任，实属异数。由此我们也可以基本断定，当时查家与满人的关系颇为密切，是当时迎合清廷的模范家族。很可能有不少满人改汉姓为查后，与查家进行了通婚等进一步的融合，遂更让清廷把查家当成“自己人”来吸纳重用。

　　海宁查氏中出过不少显赫人物，查嗣瑮、查嗣韩都是“七进士”、“五翰林”中的人物。据《查东山先生年谱》记载：“十四日，（查继佐）以痰喘故，拥衾危坐。夫人诞期将近，远迩姻族以次踵至……族侄嗣韩、嗣瑮以次供饮饵之事。”由此可知，这二人均为查继佐之从侄。而由族谱可知，查嗣韩为查慎行之堂弟，查嗣瑮为查慎行之亲二弟，所以查慎行亦为查继佐之族侄。而由族谱可知，查嗣庭是查慎行的堂兄，金庸误将其当作查慎行的亲兄。

　　海宁查家枝繁叶茂，人丁无数，金庸很可能出自其中默默无闻的一支。虽然金先生公然扬言自己祖上是翰林院编修查慎行，却无法提出任何证据，所以未尝没有攀附高枝以自抬身价的可能。不过既然他如此宣称，那查慎行的族叔查继佐自然也就与他有了关联，是他的族祖。此人当年告密的行为颇不光彩，金庸虚荣好名，自然担心影响到自己苦心塑造的“根红苗正”的良好形象，这正是他在《鹿鼎记》中竭力歪曲真相，美化查继佐的主要原因。

　　八、尾声

　　因为康熙待查家甚厚，所以金庸知恩图报，在《鹿鼎记》中拼命吹捧美化其人，将这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硬生生塑造成了天下少有的圣君。而且出于对清廷的感恩和旗人内心的归属感，金庸对美化满清可谓不遗余力。《鹿鼎记》中整篇颠倒黑白，施琅之流成为正面人物，陈近南这样的反清义士反倒成了保守偏执、目光短浅之辈。《鹿鼎记》发生于满洲人入关不久之时，其时满人正到处圈地，把汉族百姓化作奴仆，大搞民族压迫。同时各处叛乱造反，并于邻国征战不休，百姓在战火流离和军费引发的苛捐杂税中辗转挣扎，饱历艰辛，卖儿卖女者不计其数……但在金先生的书里，却借韦小宝之口，将其描述成社会安定和谐，广大汉族百姓丰衣足食，“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书读，人人有钱挣”的盛世天丅朝。中国这几百年来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割地二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尼布楚条约”，也被瞪眼说成是大捷后的“平等条约”。如今“康乾盛世”的谎言早已被揭破，稍涉清史的人都知道当时其实是“欠糠盛世”；而且即使傻子也明白，大捷之后只会抢来领土，而决不可能去割地乞和地。

　　金先生对满清的偏袒和对历史的歪曲遭到了很多正直之士的不满，对他知根知底的武侠宗匠梁羽生就曾谴责他是伪中华，以中华之名，行满独之实。李敖对其的评价则更为尖刻：“只有无知的人才看他的书，他在我看来只是一泡狗屎！”

　　其实在笔者眼中，金庸的人品虽劣，但小说写得还是相当不错地，李敖的话未免有些偏颇。不过金庸一生沽名钓誉，江郎才尽后，为了避免折损如日中天的名声，便沉湎在过去的成就之中，更不思突破进取，不肯再动笔写新的小说，大好年华和满腹才情皆被虚掷，实在令人扼腕。如果单纯的固步自封也就罢了，偏偏他又不甘寂寞，时不时跳出来搞些噱头。金庸年轻时侯还装地道貌岸然，清高到好似不食人间烟火。然而到了晚年，或许是觉得自己年龄大了，时不我待，对虚名的渴望便开始大炽，再顾不得虚饰伪装，四处毛遂自荐，其虚伪和虚荣表现得尤为明显。到浙大得个名誉头衔，跑到华山搞个“华山论剑”，给自己“封禅”，去少林寺在一群庸人的追捧下做做“武林盟主”……还多次在镁光灯前，用貌似谦逊淡泊的语气，暗暗地抬高自己，邀买虚名，其所作所为可谓俗不可耐。而在这些低俗的举止中，金庸也将自己哗众取宠的浅薄之态暴露在了世人之前。原先金先生还在浙大混了个客座教授，时不时讲上几节历史课，可自从那次因为历史知识太差，被学生嘘下台后，金先生也与那三尺木桌绝缘了，总算让大家都松了口气。失落的金先生近年来又有了新点子，把他那几部宝贝小说改来改去，试图让自己能够重新吸引公众眼球。怎奈其才华已尽，修较出的新版《金庸全集》也在一片骂声中惨淡收场。

　　金庸年青时好色凉薄，抛妻弃子，离异后还在访谈中洋洋自得地说什么“男人嘛，总是比较浪漫。”显然对自己花心搞外遇毫无愧意。金先生年青时竭力追逐财富和功名，在雄心勃勃赶赴北京，意图从政却饱受冷落后，终于放弃了权欲，开始寄心于武侠创作。他在自己的作品中频频嘲讽醉心权欲者，其实恰是出自一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妒嫉心态。金庸一生虚伪好名，为了吹捧自己祖先，以把自己塑造成世家大族的子弟，不惜多次扯谎，歪曲伪造历史。其实在如今的年青人眼中，什么家族谱系早已成了过往云烟，根本没人会在意他十几代前的祖先是满人还是汉人，是旗人还是包衣，是反清烈士还是告密小人。这些陈年黄历，也只有金庸这种观念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的耄耋老人才会在意。今人关注的，除了他那十五本写得确实很不错的小说外，也唯有他那满嘴的谎言、诚信的缺失、对历史真相的歪曲、在小说中对明朝的诋毁，和那对满清不遗余力的美化……

　　金庸的小说长存。但金庸本人，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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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祖先查伊璜比吴之荣早首告明史分得庄家产一半 

　　清初，湖州(今浙江吴兴)人庄廷珑聚众贤编辑明史，满清篡编《明史》，容不得民间汉人写《明史》，恐真像揩露，于是大兴文字狱，清廷究治，顺治十八年（1661年）捉杀写书的文人及看书的人刊书的人，康熙二年（1663年）查办“江浙名士列名书中者皆死，刻工与鬻书者亦同时被刑”（自清初全祖望《鲒琦亭集》二二《江浙两大狱记》，此书关系颇大，下文还要提到）。而同列参校的查伊璜却未伤毫发！实际上正是这个人献媚告密，谋财害命，连根拔起所有写书文人及子弟，自己毫发无损，还由此分得庄家一半的财产。

　　《明史》案发之时，正值满清入关不久，执政者对满汉分界所持极严，对扰乱民心的清党之议恨之尤甚。是以清初文狱之盛，千古仅见。由六十五年后的雍正四年，查家另一桩文狱即可推而见之：时任礼部侍郎出为江西两省主考官的查嗣庭仅因“维止”两字被诬影射“雍正去头”全家捕办，自己与儿子拷死狱中，死后还被戮尸，家属流放，江浙两省士子不准参与举人、进士考试六年。这查嗣庭是查慎行的堂兄，查家正是“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科举鼎盛之时，宗亲身居清贵尚不能保之于旦夕；而查伊璜以一介前明孝廉，身犯大狱而不死，仅系之以汉人行伍，似不足有力如此。所以《鲒琦亭集》二二《江浙两大狱记》在上述引文之后就有“惟海宁查继佑、仁和陆钎，当狱之初起即首告，为庭珑慕其名，列之参校；故得免于罪。” 

　　可惜这段文字却过于简略，而且只是孤证，直至近日编《张岱年谱》，在网上淘到一本张岱先生所著《快园道古》残卷，心中疑窦方始霍然冰释。提起张岱(陶庵)先生，世间多知其为明代小品文大家，《陶庵梦忆》《西湖梦寻》脍炙人口，流传之广几乎“无选不入”。甚至黄裳先生在《来燕榭读书记》中有“暑中无事，遽日读（《陶庵梦忆》）数首，唯恐其尽也。描摹物情，曲尽其致。笔端有鬼，能攫人物之精灵，牵一发则全身动矣，向未见有如此手段者”之慨。而张岱先生一生之大成就，实在于史学，其倾毕生精力所著史学鸿篇《石匮书》《石匮书后集》，“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未核，宁缺勿书”。谷应泰修《明史纪事本末》亦多所倚重。且陶庵与查伊璜同时同地人，所记当不致误， 

　　其卷四《言语部》记：湖州庄廷珑作明史，以查伊璜刻入校阅姓氏。伊璜知，即检举学道，发查存案。此年七月，归安知县吴之荣持书出首，累计伊璜，伊璜辨曰：“查继佑系杭州举人，不幸薄有微名，庄珑遂将继佑刻入校阅。继佑一闻，即出检举，盖在庚子（1660）十月，吴之荣为庄廷珑本县父母，其出首在辛丑七月。若以出首早为功，则继佑前之荣后，继佑之功当在之荣上；若以检举迟为罪，则继佑早而之荣迟，之荣罪不应在继佑之下。今之荣以罪受上赏，而继佑以功受显戮，则是非颠倒极矣！诸法台幸为参祥。”共衙门俱以查言为是，到部对理，竟得昭雪。遂与之荣同列赏格，分庄珑籍产一半———事实往往不如故事动听。 

　　近人印鸾章的《清鉴》有专门记载。其曰，此案诛死者七十余人，名列参校者皆死，刻工及鬻书者同日刑。“惟海宁查继佐、仁和陆圻，当狱初起，先首告，谓（庄）廷鑨慕其名，列之参校中，得脱罪。”看来，此事的真实性当无问题。就庄史案而言，其发其终的实经过，《五石脂》所述与金庸所叙出入不大。金庸特意在书中指出，陆、范二人可能对没有杀头的结局莫名其妙。 

　　后得中华书局《查继佐年谱》，查先生正是此案最早向当局告发人之一。在查继佐门人沈起所撰《查东山先生年谱》中，对此事叙之甚详，且无所讳言。其曰：清顺治十八年，庄史案将发时，“陆子丽京（圻，字景宣，钱塘人）告先生曰： ‘南浔有庄鑨者（字子相，湖州人，贡生）作《明史纪略》，参阅姓氏首列东山（摘按，即查继佐），次范子文白（骧），次及某，共十八人。（日记作廿一人）作序者李霜回（令皙）也。’先生殊骇，所谓大警者定以此矣。拟牒当事，从刀笔家称此书不工。先生曰：‘吾三人不工，此书是仇庄，非善。’因投牒督学，手著四六体，中一联：‘倘或犯于所忌，间有非所宜言。’并入范、陆名于牒，范、陆不知也。率此一联，生三家三百余口。”年谱注引查继佐《得案日记》曰：“骧居海宁，治远莫致。其弟文清合词简举，问之杭严熊光裕，不得报。是月之五日，余自作牒四六体，投督学胡尚衡，亦不得报。余手启胡：‘语陟鼎革而衡文，不知之乎？他日门户之忧，当与共之，勿谓此日不言，故警。’始以原牒行湖府学，学官为赵君宋，温州人，颇有深望。时鑨已卒，父老七十余岁矣，自言此书无不敬，可上闻。即奈何渔猎君宋毒之，详于府道。庄不得已，行千金寿知府陈某………”此事载于青史，无可销迹。然而因此事难明，故提及者寡。 

　　金庸在楔子中自称，当年海宁查氏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其中有查嗣瑮、查嗣韩二人。这二人在《查继佐年谱》中被指认为查继佐之从侄。查嗣韩为查慎行之堂弟，而查嗣瑮正是查慎行之二弟，则查继佐与查慎行家亦非全无干系。这里金庸先生亦有搞错的，即他将原为查慎行堂弟的查嗣庭，误认作查慎行之亲弟。此为查慎行外曾孙所著，金庸先生不会没见过此书。 

　　至此终于真相大白。金庸先生凭一己之功力已修炼成了武侠小说的泰山北斗，但还要谋求根红苗正，企图一手遮天。这就是《鹿鼎记》中猫腻气味的根据，也是金庸先生利用小说□□□□。因其声名显赫，文笔精妙，作品流传广泛，影响深远，便使得无数读者一下子就将此查当作一个正面人物全盘接受下来。于是，原本不甚模糊的历史又开始模糊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