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为宣传历史文化名城，镇江出版了不少书籍，对人们认识了解镇江起了很大作用。

　　在论述第一次鸦片战争最后一战，即1842年的“镇江之战”时，对清军副都统海龄高度评价！

　　然而从现实的史料来看，可以肯定：他一定是个很荒唐的将军。是非功过，大家看完自己评价。

　　因为，他先以锄奸名义屠镇江万余汉人，有效削弱了自己的抵抗力量。在实际抗英战争中，又曾英勇抗英，兵败身亡，但手下兵马却率先不战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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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军来袭，镇江备战

　　1842年6月，英军发动扬子江战役，攻陷吴淞炮台，随后溯流而上，直逼镇江。

　　英军拥有大小船舰76艘，上载海陆军士兵1.2万多人，炮725门。准备切断大清漕运，逼清和谈。

　　当时，镇江军则有旗兵1583名，后临时从外地调集汉兵2700名驻守西南郊（为何汉兵驻守城外）。

　　1842年7月14日，英军攻下圌（chuí ）山，距江苏镇江市区30公里。

　　1842年7月15日，英国海军陆战队登陆焦山，遭到守卫的军人坚决抵抗，軍人全部战死。

　　1842年7月21日，中英鸦片战争中的一场战役，镇江之战全面打响。

　　海龄以汉人可能勾结英军为由，对镇江城汉人下狠手。英军来袭之前，海龄以城内汉人可能会勾结英军为由，下令“锄奸”！或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镇江人所作“竹枝词”记：“都统差人捉汉奸，各家闭门胆俱寒。误投罗网冤难解，小校场中血未干。”

　　另有《出围城记》记：“人疑副都统欲尽汉人而后止”。

　　当有了这个“正义理由”，烧杀抢掠是少不了的。杀了多少，无正式统计，似乎也不值得满清当局统计。

　　后来，有人粗略统计，当时因此而死的镇江市民，大概在万余人。

　　《剑桥晚清史》中说，“最糟糕的是镇江的一位将军，他确信，在英国人从前面进攻时，该城的汉奸一定会从后面袭击满洲人。于是他命令一看见形迹可疑的人就抓起来，此后他的居民一看到满洲士兵走近时就惊恐地逃走。显然有些士兵一见有逃跑者就把他们杀死，用他们的尸体去领赏。这样的恐怖笼罩各地。如在上海，英国人的炮声就被一些居民误认为是中国当局在下令屠城。”

　　这样的情形下再与英军对战，失败的结果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了！

　　海龄身后，极尽殊荣。《清史稿》记载，“谥昭节，入祀昭忠祠，并建祠镇江，妻及次孙附祀。”对死者建专祠祭祀，这是传统社会一个王朝给予的最高礼遇了。

　　但后面又接着说：“当城破时，海龄禁居民不得出，常镇道周顼弃城走，事后讦海龄妄杀良民，为众所戕，言官亦论奏，下疆吏究勘得白，诏以阖门死难，大节无亏，仍照都统例赐恤，治顼罪如律。”

　　这段话的意思是：英军兵临城下时，海龄乱杀百姓，禁止镇江居民外逃！其同僚周顼弃城走，事后攻讦海龄并非尽忠成仁，而是因妄杀良民被激愤的百姓杀死的。最后经过封疆大吏调查，海龄全家确是殉难，其本人大节无亏，诬告的周顼被治罪。

　　但这个调查是否确切，也无从得知，而周顼所说的被激愤的百姓杀死，也不是没有可能！清朝官场腐败无能，但办这种事还是很拿手的，把海龄办成自杀，既讨好了满人主子，又鼓舞士气，只是治了一个周顼诬告罪名，实在是小菜一碟，百得无害！

　　道光皇帝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六月发布了一条上谕，称赞海龄“为国捐躯，忠义可嘉”。但仅仅一月，又发布了第二条上谕，其中说：“兹有人奏‘海龄查拿汉奸，误杀良民不计其数，以致人心不服，将该副都统围住，海龄因纵兵开炮轰击。夷闻内变，乘势直入府城。海龄之死，闻系被民戕害’等语。”

　　显然，针对第一条嘉奖的上谕，有言官提出了不同意见。海龄到底是殉国的忠臣还是激成民变的罪人？于是，朝廷下旨彻查：“查拿汉奸，本系守城要务，若因此多杀无辜，激成内变，则其死殊不足惜；惟乱民乘乱泄忿，戕官纵贼，实属罪大恶极，纵不能悉数诛夷，必应将为首数人，立伸国法。著将原摺抄给苏抚阅看，毕竟镇江如何失守，海龄如何被戕，确切查明，据实具奏。不得因海龄已死，代为弥缝，亦不可因乱民较多，意图消弥。”

　　经过核查，同年九月，皇帝发布了第三条上谕：“海龄于镇江城陷时自缢殉难，……已无疑议。……且搜获汉奸，亦止处斩十三人，其余讯系平民，均经释放，是周顼原禀各款系属得自传闻，而海龄见危授命，大节无亏，允宜特为宣布，以息浮言。”

　　皇帝下谕旨，当然可以强行盖棺定论。但“大节无亏”这样的用词还是留下了想像的空间，何况谕旨中也承认海龄曾经“搜获汉奸”，“处斩十三人”。

　　但有众多的私家日记、笔记对此事的描述有很大的不符！前引黎吉云的日记中录下了他从前线听来的传闻，“尔时英夷无意入镇城，意欲直入大江，而镇江副都统海龄，日杀无辜，民不聊生，往夷船请之入城。”

　　传为当时镇江人所作的《草间日记》则记载：“都统令旗兵满城捉汉奸，旗兵遇他县人在城者，及居人只行，或夜出者，见即追而杀之。至是捕城内居民百七十余人，于小校场行刑，并及妇人孺子，呼冤之声不绝，郡守惟流泪而已”。

　　另一部《出围城记》则记录了海龄禁止百姓出城觅食、逃难的情况，“城中炊烟寥寥，盖城闭市亦闭，饥民无处市米，亦无处市饽饽，人疑副都统欲尽汉人而后止。……百姓有违言，即是汉奸，吾兵足以杀之。”

　　流传下来的镇江人的竹枝词也有相似的记载，记海龄搜杀汉奸曰：“都统差人捉汉奸，各家闭门胆俱寒。误投罗网冤难解，小校场中血未干。”

　　隔代论史的《剑桥晚清史》提到海龄时，下了这样一个结论，“最糟糕的是镇江的一位将军，他确信，在英国人从前面进攻时，该城的汉奸一定会从后面袭击满洲人。于是他命令一看见形迹可疑的人就抓起来，此后他的居民一看到满洲士兵走近时就惊恐地逃走。显然有些士兵一见有逃跑者就把他们杀死，用他们的尸体去领赏。这样的恐怖笼罩各地。如在上海，英国人的炮声就被一些居民误认为是中国当局在下令屠城。”

　　海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因为史料和立场的歧异，史学家见仁见智。现在看来，基本事实是清楚的。海龄在侵略者面前主张抵抗，城破身亡，（是否自杀个人认为实难考证），确实做了牺牲和表帅。但海龄屠杀平民，禁止平民外出逃难，闭门搜捕所谓“汉奸”，惹得民怨沸腾等等。对此，官方和民间对此都没有否认。

　　所区别者只在于两点：被杀者数字，是十余人还是高达数百人之多？被杀者的身份，究竟是良民还是汉奸？

　　第一个问题，因为是战乱，估计很难一一核实了。

　　第二个问题则不难解决。在民族冲突中，因利益诱惑或受其他因素刺激，某些人为敌所用。这是哪个民族都有的现象。但在海龄时代，镇江一下冒出那么多“汉奸”几无可能，这不仅因为中西之间的接触才刚刚开始，更因为镇江本来是一座困守的孤城，与外界隔绝中的居民，怎么可能突然想到要去做汉奸？可以认定，即使海龄只杀了十余人，其中的多数也应该属于冤杀。

　　清王朝属于异族政权，这使得它在应对“外夷”的危胁时，还有一种不可宣扬的隐密心理，即绝对不能因“外夷”而放松对汉人的防范。海龄实际上是在忠实执行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既定方略。一个对人民充满疑忌的政权，也许主观上不想对外妥协，但势必会分散力量，而最终显得软弱无能。

　　这样的情形贯穿清朝始终，我们在后来的晚清乃至民国历史上还会不断地看到！诸如“防汉甚于防洋”，“汉人兴满人亡”，戊戌变法六君子被杀的罪名是“保中国不保大清”，到人尽皆知的“保中国不保大清”等等，其根源都是防汉治汉的思想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