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从徐州丰县“铁链女”、“八孩”女子事件,看苏北二十年拐卖妇女罪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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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江苏徐州,充满复杂情绪。
12岁时,我人生第一次出省,就是在徐州火车站坐车,前往河南郑州和新乡探亲。当时徐州的繁华热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相比300多里之外老家那个小县城,徐州确实是另一个世界。当时,我不知道这两个世界会产生如此隐秘的联系。
2007年,这时我已经在中国最好的报社工作。5月的一天,北京出差结束之后,我坐火车到了徐州,然后再坐三小时大巴,就可以到老家了。
在徐州,我遭受了一次侮辱性的偷窃。
从徐州火车站出来之后,我坐上了一趟公交车,转往长途客运站。车上没几个乘客,我选了一个靠后的位置。回到江苏,我还是很放松的,因为江苏的治安状况很好,和当时的广州不可同日而语。在广州,我的包都不敢背在后面。但是到了南京等地,我从不担心被偷被抢。
公交车晃晃悠悠,春困袭来,我迷迷糊糊就睡着了。到了终点站,下车后,我一摸内侧口袋,钱包没了。外套在腋下的位置,不知不觉被划了一道口子,钱包就是从那里被偷了。正在万分懊恼时,我发现钱包居然还在外面的口袋里。打开一看,现金全部没了,但身份证、记者证以及一张银行卡也还在。对小偷,我不知道是该痛骂,还是该感谢,毕竟人家把最重要的证件还给我留下了。
一起下车的当地人看我被偷了,见怪不怪地安慰说,这趟车上是贼窝,外地人没有没被偷过的。
心里万分不甘。我觉得自己也算走过南闯过北,在广州那种险恶的治安环境里也待过了几年,没想到在远不及广州火车站混乱的地方翻了车。
于是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重新坐回那趟公交车。我心中隐隐希望,再次遇到那个小偷。这次,我在公交车上一直保持警惕,牛仔裤后面的口袋里放了两百块。我心想,要是这次小偷能知道我哪个口袋里有钱,而且还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那我就服了。结果,我挑衅专业人士的后果很快显现,我又被偷了一次。口袋里的两百块不翼而飞,但是我不知道何时被偷、怎么被偷、谁是小偷。
太丢人了,人生中第一次遭受如此侮辱性的重击。
我只好灰溜溜地打电话告诉家人,给我打钱。没办法,身无分文了。本来不准备说的,怕家里担心。
15年来,我再也没有去过徐州。这个地方,我惹不起,但躲得起。
徐州,确实是很不像江苏的一个地方。这里地处苏鲁豫皖交界处,既是交通枢纽,又是千年帝乡,刘邦、项羽、曹操、孙权、萧道成、朱温、朱元璋,这些历史上的狠角色,都是徐州或周边地区的。民风彪悍,是省内人民对徐州的一致评价。
再一次密集想起徐州,已经是春节前。丰县八个孩子的母亲被铁链拴住一事,让我整个年都没怎么过好。
每天,我都想把这件事写出来。但是坐到电脑前,我又不知该如何下笔。当你情绪太满时,反而会一筹莫展。我看了很多写丰县的文章,和无数善良的人一样,我也想表达我的愤怒。某种程度上,我更应该表达,因为在我的家乡江苏省泗阳县,距县城不远的来安乡姜集村,上世纪90年代,一度是整个苏北最大的人口贩卖批发市场,这是当时公安部文件中的说法。也许,丰县的一些女人,就是从姜集村转卖过去的。杨某侠就是98年来到徐州的。我家乡和徐州的联系,是我初到徐州时所不知道的。
这个春节,徐州很多人也没过好,包括赴云南调查的工作人员,他们都需要为历史买单。从徐州到云南怒江州,没有直达飞机,要先飞三小时到昆明。怒江位于云南最西部,靠着缅甸,交通异常不便,至今未通高铁。今天,从昆明到怒江,如果坐长途大巴,最快也要十个小时,慢一点的要十几个小时。当然也可以选择坐高铁到大理,再转大巴,那样会稍微快点。到了怒江,离福贡县还有一百多公里山路,又要至少两三个小时。以现在的条件,就算不差钱,光是花在路上的时间,就差不多要一整天。
20多年前,小花梅被同村的邻居带到江苏。从福贡县到昆明,当时就要一两天时间。那时从昆明到徐州,都是绿皮火车,速度很慢,一路下来,起码又要四五十个小时,路途艰辛,可想而知。
一个当时已经精神异常的离婚女子,同村邻居为何愿意如此耗时耗力耗钱将她带到六千里之外的江苏治病?这样的女子,如何能在江苏找到好人家?
结合90年代苏北拐卖妇女的猖獗情况,这种是否属于人口拐卖,大家自己判断。
从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山区拐卖妇女到苏北以及周边的山东、河南,起于1978年之后,蔓延于80年代,随后在90年代达到顶峰,进入本世纪之后,因为打击力度的加强,逐渐开始减少。这整整二十年,无数青春少女被人贩子拐骗至穷乡僻壤,断送一生。
据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纪实文学《古老的罪恶》透露,1986年以来,从全国各地被人贩子拐卖到江苏省徐州市所属6个县的妇女共有48100名。徐州市由40多名出租汽车司机组成的犯罪团伙,共劫持、拐卖妇女101人(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3岁),获赃款136700余元。铜山县伊庄乡牛楼村近几年增加人口200多名,几乎全部是从云南、贵州、四川被扰卖来的妇女,占全村已婚青年妇女的三分之二。
据1987年山东省兖州市收容遣送站统计,近几年流入妇女逐渐增多,仅1985年10月份以来,就有357名被拐卖来的妇女。
1988年,光明日报记者武勤英曾做过“11名女研究生如何被拐骗”的报道。这个新闻,当时曾轰动全国。
11个女研究生中,有一个24岁的女孩,是上海某重点大学研究生,还是班长。她长得很漂亮,1.70米的苗条身材,眼睛又大又亮。
办案警察后来形容她和买她的农民,“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是这样一个天之骄子,却被一个小姑娘骗到了山东郓城,卖给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
电影《盲山》剧照
在那里,她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屡屡求死,但都未成功。在被严密看管的情况下,她曾写过一首“字头诗”,叫《地之赞歌》。
到处障碍到处沟,
此时祸来何时福。
来日方长泪难断,
寻觅无望愁更愁。
侯门玉女落此难,
集市闹区方荒凉。
宫庭宅院不能住,
庄户人家落了户。
宫庭宅院又如何,
长眠此处亦难过。
恩爱昔日何处寻,
只等来世报君恩。
把这首诗每句头一个字凑在一起,就是“到此来寻侯集宫庄宫长恩”。
她把诗装在信封里寄了出去。但是,信发出后,渺无回音。此前,她曾先后发出4封信,但都如石沉大海。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贵州一个妇联主任来山东解救当地一位被拐卖的妇女,走在街上时,被几个当地人绑架了。在倒卖她的途中,这位妇联主任谎称自己也是倒卖人口的贩子,已把“货”带来了,并答应共同取“货”,才得以逃脱。
在武勤英十年后的回忆文章中,有这样的记载——
有一份公开发行的简报,是郓城县公安局发给有关部门的《关于打击拐卖人口、解救妇女儿童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上记载着这样的数字:自1978年至今(1988年),共有2700余名外地妇女流入该县。其中14岁以下16名,14—18岁75名,18岁以上1900余名。其中未婚妇女占70%,已婚的占30%。
“在我县被拐卖的妇女中,有9名因抗拒成婚,不堪受辱而自杀。在大人乡徐庄村、王井乡王皮村,两名少女都是在卖身的5天之内自杀的。至今尚未查明死者的身份和地址。”
“一位怀孕7个月的外地妇女来菏泽看牡丹花会,被犯罪分子骗卖。因不同意与买主同居,而被买主兄弟数人扒光衣服按在床上,当众让买主强奸。”
“郭屯镇傅宦屯村傅东良,男30岁,以800元钱买一11岁的幼女(四川人)同宿奸淫半年之久。”
“被拐卖女方不从逼婚而被转手倒卖的案件也时有发生。湖北省红安县一38岁妇女被拐卖到郓城后,半年时间被倒卖8次,每次转卖都抬高价格,由最初的700元抬到1700元。”
据四川省中江县公安局调查,全县1985年被拐卖妇女131名,比上一年增加了3.37倍;1986年被拐卖妇女323名,比1986年增加了1.47倍。
1985年冬到1986年春,仅仅两三个月时间,湖北利川谋道区就有34名妇女被拐卖,其中最小的只有14岁。
从1984年到1987年3月,湖南耒阳全市有人贩子和参与拐卖的人员900余名,被拐卖的妇女899名,妇女价格从前几年200元至300元,到现在的3000元至4000元。
贵州省安顺市人民检察院统计,从1986年4月至1987年2月中旬,仅10个月的时间,他们便收到拐卖妇女的控告信件由来信息数的33%。该院对宋旗、四旗两镇调查,39个自然村,26个村都出现计拐供女女的现象。
广西柳州地区,仅忻成、三江、象州等6个县的不完全统计,1980年以来,就有180名妇女被拐卖。
被拐卖女子最多的可能是云南。有人估计,这些年来,有百万云南女子被拐走或骗走。数字或有夸张,但二十年下来,绝对数量肯定不小。
直到2021年11月,云南还印发了《云南省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实施细则( 2021 — 2030 年)》,要求严打利用网络实施拐卖人口犯罪。可见,人口拐卖问题,这些年一直困扰着云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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