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周末报》2010年10月14日31版

　　作者简介｜朱鸿召：延安学研究专家，著有《延安文人》、《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等书）

　　上世纪40年代，延安是中国的“圣地”。很多年轻知识分子千里迢迢、不畏艰险地来到这里，试图寻找救国和人生理想。其中，青年女性竟占到近乎一半。这些怀有“信仰”的女性，在那个革命圣地，留下诸多的传奇。

　　《周末》：当时去延安的这群女性都是些什么人？

　　朱鸿召：大都来自大城市，家境殷实，读过一些新书，思想开放。她们抱着“救国、抗日”等诸多理想，认为延安是实现理想之地。她们以知识分子居多，只有极少数是女工、农妇和家庭妇女。

　　《周末》：去延安就如现在的“追星”？

　　朱鸿召：有过之而无不及。1937年年初，这种风潮开始蔓延，对于年轻的知识分子而言，去延安是最时髦和最时尚的选择。1941年皖南事变后，因国民党封锁，风潮才冷却下来。

　　《周末》：什么人都可以去吗？怎么去延安？

　　朱鸿召：如果你持有共产党各地办事处或知名人士开的介绍信就可以直接去。如果没有“路条”，那一般就得先去延安附近的三原县，那里有一个团中央办的“青年救国联合会”，在那待一个多星期，名为训练，实为甄别，共产党也怕有特务混入。

　　西安是去延安的必经地，那里有一个八路军的接待所。西安距延安400多公里，坐车3天，走路要一个多星期。去延安的人一般都是结伴而行，一是怕出危险，二是国民党阻扰，怕他们“抢人”。

　　《周末》：这些女性进入延安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朱鸿召：生活上和男人基本一样，做早操、训练、读书、跳交际舞。不同的是，她们有着爱美的天性，比如说带去的一些漂亮衣服，都响应号召将之剪掉，打草鞋时做成装饰，既美观又不扎脚。发给她们的军服，将腰身收一下，显得更加苗条。

　　《周末》：没有不习惯吗？

　　朱鸿召：也有，一些来自南方的女性刚去吃不惯小米，用水也不习惯。但往往几个月后都会适应，加上平时训练，个个身体壮实，英姿飒爽。

　　《周末》：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这么多女性的情感问题如何解决？

　　朱鸿召：很正常啊，就像现在一样，如果双方有好感就可以谈，谈得不错就可以向组织申请结婚。但当时延安条件艰苦，都是集体宿舍，于是就有“星期六招待所”，星期六开放，5毛钱一晚上，双方还要自带被子，早晨起来分别再去工作。如果女方怀孕了，就可以分得一间窑洞，可以成家了。

　　《周末》：娶这些女性的，据说都是干部？

　　朱鸿召：大部分是干部。这些婚姻很多是由组织出面介绍，女性一般会同意，很简单也很现实的一个道理，干部享受的物质待遇高。还有当时结婚也有限制，比如说要符合“358团”，意思为“其中一位为团职以上干部，双方都是党员且有3年党龄，年龄之和为50岁”。

　　《周末》：有没统计过，当时去延安共有多少人？其中女性占多大比例？

　　朱鸿召：1943年12月底，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任弼时发言时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言，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约30%”。4万人中，女性接近一半。在延安的男女比例中可以反映，1938年延安的男女比例为30∶1，1941年为18∶1，1944年为8∶1，女性人数是在增长的。

　　《周末》：您如何看这批去延安的女性？

　　朱鸿召：如果放在今天，这批人绝对是最时尚最抢眼的女性。她们敢作敢为，敢爱敢恨，在那个革命的时代，她们为自己的理想和信仰可以牺牲个人利益，现在很少有这种女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