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清末以来，关于中国的人性批判可谓汗牛充栋，其中当数鲁迅先生对中国的人性揭示最为深刻。

而时至今日，我们这个社会依然充满了对国人人性的揭露和批判，其中，对国人奴性的批判尤为强烈。

奴性到底怎么定义呢？

奴性就是一种奴隶人格，畏惧权威、屈服于权威、无坚持正义的精神和缺乏捍卫正义的意志，连认识和保护自身的基本权利的智慧与勇气也是缺乏的；

甚至于因为屈服和畏惧反过来还去奉承、附庸权威，助纣为虐，成为强权剥夺更多人权利的帮凶。

难道中国人天生就是如此，看完下面的文章，就会明白国人的正义精神是怎么丧失，奴性又是怎么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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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的奴性是怎样炼成的？

　　谁摧毁了他们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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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清与先秦时的中国人：两个不同的物种

　　记得读过一个日本人写的帖子。他说，我们尊敬古代的中国人，不尊敬后来的中国人。因为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很不一样。

　　这话听起来刺耳，但从头到尾细读中国史，你会发现此话有点道理。春秋时的中国人，生机勃发，品格清澈；汉唐时的中国人，雍容大气，自信心很强。及至明清，尤其是满清加强奴化之后，一个个却是那么麻木、懦弱，缺乏创造力。满清时的中国人和春秋战国时的中国人相比，简直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如果你不信，我随手举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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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说尚武精神。

　　春秋时代，贵族个个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那时的中国人，不喜欢一步三摇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

　　所以《诗经》言庄姜之美，必先言“硕人其颀”；写鲁庄公之美，必说他“猗嗟昌兮”。那个时代美男子的标志是大个子、卷头发、浓胡须，最好还带点狐臭味儿。《齐风·卢令》赞美猎人，就说他“美且鬈，美且偲”，即卷发多须。同样，《陈风·泽陂》中说，“有美一人，硕大且卷，有美一人，硕大且俨”，于是令女主人公心生爱意，在单相思中苦闷不已。

　　春秋战国时代，那些争雄竞长的大国，个个都强悍好战。《诗经·秦风·无衣》中有注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班固在《汉书》中也说：“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

　　东方大国齐国民风剽悍，百姓都是急性子、倔脾气，和今天的韩国人差不多。贵族们常在道路上驾车相撞，国家立法也不能禁止。

　　连今天说着吴侬软语的吴越地区，在先秦时代也是一片气质刚劲的土地。《淮南子·主术训》篇说：“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班固描写这片土地的尚武遗风：“（吴越）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再来看看后来的中国人。

　　到了满清之后，经过大屠杀、文字狱和无以复加的思想桎梏，中国人自信心完全被击倒，吃软怕硬，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更惊讶于中国人的胆小。古伯察说：“傲慢、尊大的、看上去颇具刚毅的中国人，一旦遇到态度坚决，意志不挠的人，马上就会变得软弱，像患了癔病。面临困难的中国人嘴里常说‘小心’，即‘胆子要小’。”罗斯则说：“中国儿童不像欧洲儿童那样蹦蹦跳跳……对武力的赞赏已经完全没有了。大男子当众啼哭而不以为耻。”

　　华夏文化和华夏精神的失落

　　一个例子也许说明不了问题，我们再来看看侠义精神。

　　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最灿烂的时代。侠人义士救危扶困，振人不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诺千金。赵氏孤儿、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时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

　　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豫让刺杀赵襄子的故事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豫让为了给智伯报仇去刺杀赵襄子，设法混进赵府，他用自残的方式，吞炭漆身，化装易形，吃尽了苦头。

　　在被抓住之后，审讯者对豫让说，你当年也曾为范家、中行家效力，这两家都被智伯灭了，你不为他们报仇反倒为智伯卖命，为什么今天智伯被人灭了你就这样死心塌地为他报仇？豫让回答说，当年范家、中行家随随便便看待我，我也这样对待他们；智伯待我像对待国士，我自然要用国士的行事方式来报答他。

　　豫让的这句回答，开了两千年来“士为知己者死”的滥觞：我豫让不是你们任何一个人的附属品，我就是我自己，我没有给你们报仇的义务，给不给你们报仇全在乎我自己。

　　豫让追求的是等级社会里平民的个人尊严和社会、他人对自我价值的承认，尤其是在向来瞧不起平民的贵族阶层面前。既然我不是你们的附属品，那么我们之间的交往就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如果你不肯和我平等相交，我们之间就只有利益关系，人走茶凉。

　　这种“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战国时代侠文化中最可贵的部分。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他们如同珍视眼珠一样珍视自己的个人尊严，对“平等”二字甚至达到了敏感的程度。“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即使在座位安排这样的小事上，他们也不能容忍任何的不平等。

　　及至清朝，“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

　　看《三侠五义》中的侠客，在官人面前个个自称“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第45回钻天鼠卢方初见包拯，对身边的展昭说道：“卢方乃人命要犯，如何这样见得相爷？卢方岂是不知规矩的么？”于是自上刑具，而“众人无不点头称羡”。

　　第48回写五鼠面见宋仁宗，这些英雄好汉见到皇帝，都“心中乱跳”、“匍匐在地”、“觳觫战栗”，所谓的“江湖自由身”与权力一遭遇，立刻显出十足的奴性。“钻天鼠”、“翻江鼠”被皇帝改成“盘桅鼠”、“混江鼠”这样驯化式的名字，他们也都欣然接受。

　　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终极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慷慨赴死而去。清代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通吃。如《三侠五义》所写，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家里广有田产，实乃地产豪绅，五鼠则是陷空岛渔霸。

　　鲁迅说，《三侠五义》中的英雄，表面上是侠客，实质上却是奴才，“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能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镖，替他捕盗”。他们“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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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儒臣的动物式生存方式

　　说过了侠，再来看看上古的儒和后世的儒有什么不同。

　　后来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诞生之初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而是相当刚健清新。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点 ，以儒家最为突出。孔子周游列国 ，不留恋高官厚禄，不屈服于任何政治权威，只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孟子相较孔子，更锋芒毕露。孟子性格外向，感情丰富，行事张扬。他自负到公然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与国君交谈之际，毫无奴颜媚态：“说大人，则藐之，勿视之巍巍然。”胸有浩然之气的他，居然敢说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话，在后世看来几乎有点大逆不道。

　　中古时代，虽然在世俗层面，儒学信徒对皇帝和权力秩序服从尽礼；但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希望能实现自我完善，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

　　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严光，曾出山帮助刘秀取得天下，刘秀登基后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而是隐居富春山耕钓自娱。及至唐代，虽然唐太宗发明了使天下英雄尽入我毂的办法，但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师梦，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逃离权力的控制。

　　（明朝时，大臣可以和皇帝对着干，力谏死谏，以被皇帝打板子为荣！皇帝想办什么事，大臣不同意，就办不成。比如：隆庆皇帝想给皇宫办点首饰，但大臣不同意，就办不成；万历皇帝想换太子为喜欢妃子的孩子，与大臣争斗十多年，最终也没办成！

　　到了清朝，完全变成皇帝一个说了算，政治不再是治众人之事，而是治私族之利。政治的唯一原则就是掠夺财富，破坏民生。皇权不受任何势力的制约，大臣皆为奴仆，军机处只是皇帝个人的顾问与咨询机构，一切决策大权统归皇帝。以前要搞好继续统治下去就必须搞好民生，现在赤裸裸的掠夺照样能继续统治下去。节自《满清遗毒知多少——论满清思维》：/article.php?t=UfYAgfWs3sI2）

　　到了清代，大儒们却已经完全被驯服成了“绕指柔”的奴才。儒学要求人们忠君孝亲，历代莫不大力提倡。然而清代帝王认为，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也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作为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心灵也应属于君主，不应有任何自己的独立意志、个人尊严。

　　雍正就曾直截了当地在《朋党论》中说，“要根除朋党之源，那么全国上下必须统一思想。要统一思想，那么一切是与非的标准都必须唯我是从”，“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

　　清代儒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思想、无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方式。在清人面前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在汉人面前，他们就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什么操守、尊严、人格，对他们来说都是不着边际的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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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三百年诗坛，没有激情和冲动

　　最后再让我们来看看诗歌中反映的精神面貌。

　　《诗经》里面有许多篇章，大胆地描写爱情，甚至性爱。例如《诗经》的《野有死麇》：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意思是说，一个少女动了情，吉士就趁机挑逗她。最后三句很生动地表现出那个少女和男子一起走向密林深处的心情：轻轻地走，慢慢地走，不要急躁，不要碰我腰间的佩巾，不要惹那黄狗吓人地汪汪叫。

　　这首诗不直接写性，只是描写二人向林中深处走去的心情，多么含蓄，多么自然健康。那时中国人的自然本性还没有被后来的文化阉割。先民们的天真烂漫和心无杂念，如同狂风暴雨洗后的天空，高远而纯净。《诗经》里面充满了生命的欢欣，充满了野性、活力、大自然和美。所以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唐宋时代，中国人在思想上不再有原创力，但是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力却突然勃发。唐诗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生命力，精神蓬勃、气象光辉，其风格或高昂明朗，或雄浑壮大，或具“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

　　宋词则为中国人表达情感的细腻化、生活化开辟了新天地，其清新婉约更胜唐诗一筹。李泽厚说：“只要中国人还说汉语，只要中国人还用方块字在进行写作，那么唐诗宋词的魅力是永恒的。”

　　然而清朝近300年，所谓诗人们的才性、阅历、学识均大幅崩塌，他们以拾前人余慧为荣，不敢越藩篱一步，写了大量模仿杜甫或者黄庭坚的诗。500年的诗坛，没有激情和冲动，没有真性情，甚至没有真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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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去创造力、感受力，就没有了灵魂

　　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可以说是伟大的民族。他们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

　　宋代以后的中国人，却只是前人的影子。他们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他们画地为牢，处处模仿着过去，重复着过去。书法家以重复前人为最高标准，诗人以写得像唐或者像宋而沾沾自喜。

　　遇到花朝或者月夕，或者其他任何人生情境，他们都已经形成固定的解释方式、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中国只剩下一个外壳，没有了灵魂；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散发出一种腐败气味。

　　从上层到下层，人们都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用一句话来说，这种生活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着只是因为它已经僵化了”。（汤因比《历史研究》）如果说这几百年中国人有什么进步，那就是在政治厚黑学和民间骗人造假术上的进步。

　　清朝以前的中国人和清朝以后的中国人，确实已经成了两个物种，其差别就好比一个好罐头与一个变质的罐头，或者说是钻石与石墨——虽然同是由碳原子构成，性状却已完全不同。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我们的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朝是下游，平静无奇，到满清已经常几斤断流、奄奄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