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学基础

　　董并生

　　【编者按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近期推出《欧洲文明史察疑》（《西史辨》首卷）一书，针对西方中心论提出全面质疑；国庆前日，“西史辨”公众号刊布了发刊词，宣言以破除西方伪史为己任，传檄四海，昭告天下。此书发行及西史辨公号发刊词刊布之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72华诞之际，此书作为《西史辨》首卷，一问世就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出现了近年难得一见的社科类图书热销场面。为答谢大家的关心与厚爱，我们征得作者同意，从今天始陆续刊发书中部分文章，以飨读者。

　　引言

　　什么是西方中心论？“西方伪史”又是什么？前者在学术界为人们所熟知，然而，熟知未必就是真知；后者则是近年来开始在中国流行的一个新词，其内涵及外延尚未获得一致的认识。先说西方中心论。在人们的观念里，西方中心论早已是臭名昭著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之。然而，对于何为西方中心论，却难见系统的分析、研究，甚至连一个明确的西方中心论定义都难以见到。西方中心论是怎样一个来历？谁是西方中心论的始作俑者？谁是西方中心论的推动者、支持者？西方中心论有着怎样的表现形式？其主要内涵如何？处于西方话语权支配及全盘西化氛围下的学者们，甚至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现行世界历史是一出“西方文明”的“独角戏”

　　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在其所著的《文艺复兴》（第2版）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普遍不安的、伴随着（如果不拒绝）所谓的西方文化——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科技革命、启蒙运动，等等——的发展的“大叙事”时代；这是一种可用来合法主张西方精华的优越性的大叙事。受过教育的西方人以及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对一种具有文化合法性垄断的单一的“大传统”观念，即世界历史是一部独角戏的观念越来越感到不安。1

　　正如上述的那样，世界历史被构造成了一出“西方文明”的“独角戏”。

　　百余年来，“西方文明”的“独角戏”在教科书上的表现

　　19世纪中期，在欧洲或英语区的美洲学校学到的历史是：人类发生的所有重要事件，集中在欧洲地理上的大陆，加上向其东南方向扩大，即“圣经地带”——从北部非洲到美索不达米亚——加上欧洲海外移民国家。这一时期的典型世界历史教科书提到，伊甸园是人类历史的起点。

　　生活在美洲和亚洲的人们不仅被描述为劣等人，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被描述为妖魔。这种论调称：由于某种不可知的原因，中国人和印第安人建立了他们的野蛮文化。他们不是欧洲人，也不是基督徒，因而很久以前就开始停滞不前和倒退。

　　在20世纪初前后所描述的历史，则具有进化论的味道：地球已经很古老，生命也由来已久，物种已有久远的历史。但是，所有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都发生在欧洲，农业在欧洲大陆问世（可能是在欧洲大陆，更可能是在基督教圣地——欧洲人自称的文化心脏地区）。

　　这种论调主张：最初的野蛮文化发生在基督教圣地。在那里出现了两个高加索人群，他们创造了全部历史，闪米特人创建了城市和帝国，为我们创造了单一神教和基督教。但他们到此为止，此后沉沦为东方的腐朽。

　　进而，这种论调声称：雅利安人即印欧语系人尽管落后，但热爱自由，他们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进步，从欧洲的东南部进入欧洲或从亚洲的西南部移入欧洲，第一次创造了真正文明的社会即希腊。然后，罗马人把文明又提高了一步，从那以后世界历史不可阻挡地向西北方向迈进。如果你在英格兰上学，老师在历史课上会说，历史是从“东方”（基督教圣地）走向雅典，走向罗马，走向封建的法国，最后走向现代的英格兰——一条由东方向西方的大道。

　　如此这般，20世纪中期的世界史教科书：从雅典、罗马、巴黎、伦敦走向纽约。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定式：所谓“真正的文明”仍然是从雅典到罗马，到巴黎，到伦敦，也许从那里扬帆远航走向纽约。2

　　20世纪初西方打出“普世价值”旗号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总统威尔逊对自己进行“道德”标榜，于是西方“普世价值观”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启了摧毁欧洲国家体系的进程。美国加入‘一战’，并不是基于罗斯福的地缘政治观，而是打着道德普世性的旗号。即便在三个世纪之前欧洲的历次宗教战争中，这种道德标榜也闻所未闻。承载着这一道德使命赋予的历史感，威尔逊宣称美国之所以干预，不是为了恢复欧洲均势，而是‘让民主在这个世界中得到保护’。换言之，各国的国内制度均应效仿美国，这种彼此相似的国内制度将成为世界秩序的基础。虽然这一理念与欧洲的传统相悖，但为了换取美国参战，欧洲领导人还是接受了它。” 3

　　基辛格这里所说的“即便在三个世纪之前欧洲的历次宗教战争中，这种道德标榜也闻所未闻”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本身表明：以“普世价值”为标签的道德标榜并非欧洲传统，更非美国传统。威尔逊所推行的外交政策被称为“理想主义”，言外之意是说这位美国总统的做法书生意气，不符合实际，难以行得通，不过是一种理想而已。因此，对威尔逊总统“一战”之后不遗余力倡导建立的国联组织，连美国国会都没有通过……

　　二、西方中心论是一个三重伪造的世界历史结构

　　我们发现，西方列强在崛起的过程中，不仅虚构了古希腊、罗马古典文明，为了支撑其虚构的古典文明的历史，还虚构了古埃及等东方文明及捏造了“中华文明西来说”，进而杜撰了包括法国、德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历史起源，尤其是英、美历史的起源，从而僭越中华文明，构建了“西方中心论”。换句话说，西方中心论是一个三重伪造的世界历史结构：

　　1.它的内核部分是希腊主义，由17—19世纪西方学者所伪造的“古希腊文明”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学。

　　2.它的幔帐为“东方主义”概念，包括19世纪前后所虚构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及古印度文明，乃至“东方专制主义”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等概念。

　　3.它的表层是以进化论及种族主义为基础的“西方优越性”，包括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英国大宪章、五月花号公约与资本主义及“欧洲奇迹”（European Miracle）4等一系列概念。

　　袭用中国历史年表编造西方的历史时间

　　西方本无历史，既无历史记载，更无纪年系统。那么，现在的世界历史纪年体系是从哪里来的呢？

　　原来，“世界伪史”的始作俑者是16世纪的法国神学家约瑟夫·斯卡利杰（1540—1609）。他的主要著作有《时间校正篇》（1583）、《年代学宝典》（1606）等。他抄袭中国历史年表，凭空编排了西方世界历史的年代序列，因而被尊为“西方编年史之父”。他所袭取的一些原始素材，来自15世纪后期意大利神职学者安尼乌斯（Annius of Viterbo, 1432—1502）杜撰的一些有关泛西方的“古代历史”伪书。5

　　中国历史观念引发17—18世纪持续两百年的欧洲“编年史”热

　　大约从17世纪开始，来华传教士将中国历史的年代观念传回欧洲并引起了巨大反响，这种反响在斯卡利杰前后对欧洲形成三个“冲击波”：

　　1.门多萨（1585）中华大帝国史→斯卡利杰+乌雪的西方编年；

　　2.卫匡国（1658）中国上古史→福修斯+佩塔维斯的西方编年；

　　3.利玛窦（1615）+卫匡国+杜赫德（1735）→欧洲启蒙时代的历史观。6

　　可笑的是，斯卡利杰的编年论著所基于的中国历史信息并不准确，例如：“斯卡利杰在16世纪末说，根据旅行者的报告，自从世界开始以来，中国已有8万年了。”7因此，破绽百出的斯卡利杰模式被卫匡国带来的中国信息所修正（17世纪下半叶）。8

　　就这样，从斯卡利杰开始，16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200年中，好几代的西方“编年史家”坚持不懈地参照中国历史及历朝历代帝王的时间序列，来设计、修正和调整他们基于圣经的历史学——西方版的世界历史；有关中国的资料主要来自门多萨、利玛窦、卫匡国和杜赫德等人的著述，从粗糙到相对精确，西方的“历史学的创世纪”随之从草创到臻于“完备”。9

　　“古希腊文明”概念的出笼——百年游历，八重虚构

　　16—17世纪，西欧人开始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东方之旅”，正是“东方之旅”启动了西方世界的成长，而“东方之旅”的“目的地”起初并不包括“希腊”。发现美洲（探索通往中国的“捷径”）比“发现”雅典大约早了两个世纪。

　　“发现雅典”之旅始于17世纪70年代，在此后的100年间，欧洲人主要是法国人和英国人通过“百年游历，八重虚构”，终于将“雅典”从一个不知名的小镇，推崇为古典历史时期的“首都”，使之与罗马及耶路撒冷并驾齐驱，并最终后来居上，居于世界古典历史之首席地位。10

　　“古希腊文明”为欧洲古典学的核心概念

　　1795年，沃尔夫（1795—1824）名著《荷马导论》的发表标志着欧洲“古典学”的诞生。

　　沃尔夫于1777—1779年作为海涅的学生在哥廷根大学学习两年。11沃尔夫被称为“古典学”的创建者。12

　　从18世纪末开始，古典学的发展突飞猛进，成为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的显学。“古希腊文明”作为欧洲中心论的核心概念，从发端到发展与欧洲中心论形影相吊，最终达到了“言必称希腊”的势态。

　　东方主义是希腊主义的延伸

　　爱德华·萨依德指出：简言之，东方存在的价值，不在和现代欧洲现实世界接轨，而在与欧洲遥远的过去相联结的价值。

　　西方学术界通过伪造文献与历史遗迹，试图证明时间上比阿拉伯文明、波斯文明和中国文明更早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及古印度文明就属于东方主义的范畴。另外，中华文明西来说，也是这种东方主义的一种表现。

　　另一方面，东方的学者们也被东方主义化了，这些东方的学者们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做着损害自己民族利益的事。这个问题在中国的表现就是全盘西化论的“汉学主义”。

　　西方中心论的表层——殖民主义的种族主义

　　“19世纪的欧洲学术界推崇种族主义的理论，其核心是人群和族群的机制理论，与此相关的一种理论认为，欧洲的气候比其他大陆的气候要好，欧洲人一定比其他地方的人优越。在这种理论下，被视为欧洲人祖先的希腊人就成了具有优越性的民族……

　　“在推行这种范式的学者们看来，一个民族要有创造性，首先在血统上必须纯正。希腊人曾经有过一个纯正的‘童年时代’……也就是说，早期希腊文明其实是一种自足发展的文明，并没有受到外来文明与文化的影响，希腊人同样是本土人种，并不是外来迁移者。这种学术研究在20世纪20—30年代尤其盛行。”13

　　“欧洲人和印度人属于同一祖系，雅利安（Aryan）祖系，所说的也基本上是同一个语言，而在形貌上却很不相同，而反之，欧洲人和犹太人在形貌上相差很少，而犹太人所属却是另一祖系，闪米特（Semitic）祖系，而所说的语言也属于很不相同的一个系统——对这一类的独特的事例，勃柔卡的解释是，当初在属于雅利安祖系的人向四面八方大肆散布的时期里，某些支派和所到之地的土著部落发生了大规模的交混。”14

　　欧洲人高人一等——白人至上论的起源

　　“1680年代土耳其人战败和牛顿物理学的被普遍接受改变了欧洲的自我形象。在后牛顿的世界中，作家如孟德斯鸠开始把东方的‘智慧’与欧洲的‘自然哲学’相对照，上文提及孟德斯鸠称埃及人为最伟大的哲学家。孟德斯鸠1721年时写下了这样的话：随着这个世纪的进展，欧洲的经济和工业取得进步，并扩张到了其他大陆，因而欧洲高人一等的概念发展了起来。”15

　　“J. F.布卢门巴赫，哥廷根的一位自然史教授，建立了更为谨慎和更为系统的种族等级。他发表于1775年的《论人类种族的土著多样性》（De Generis Humani Varietate Nativa）与几十年前林奈关于自然史的著作同属一个类型，是‘科学地’研究人类种族的第一次尝试……

　　“布卢门巴赫是第一个公布‘高加索种人’这一术语的人，他第一次使用它是在他伟大著作1795年的第三版中。他认为，白种人或高加索种人是第一个，也是最漂亮、最有天赋的种族，其他种族都由它堕落，成为中国人、黑人等。布卢门巴赫用‘科学’和‘种族’基础来支撑奇特的名字‘高加索’，因为他相信格鲁吉亚人是最好的‘白种人’。但是，这一名字还有更多的内涵。首先有维科在18世纪宣扬的宗教信仰，即认为人类来自大洪水之后，每个人都知道，诺亚方舟在南高加索的亚拉腊山（Mount Ararat）着陆。16还有日益重要的德意志浪漫主义倾向，将人类的源头（因此也是欧洲人的源头）置于东山（Eastern Mountains），而不是在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谷，像古代人相信的那样。正如赫尔德所言：‘让我们努力登山吧，直至亚洲的顶峰。’”17

　　“探险家格奥尔格·福尔斯特是哥廷根圈子中的一个，他假定‘白人’来自高加索（Forster,1786年）。”18

　　按：德国的哥廷根大学正是虚构西方“古典历史”的大本营。

　　大英帝国文人托名莎士比亚剧作——伪造近代历史的典型事例

　　为了美化种族主义及进步论，西方国家对于自己近代的历史也大肆展开伪造活动。这里举一个例子：如大英帝国在扩张过程中，作为其“文化建设”的重要一环，虚构了大文豪“莎士比亚”及其剧作。——生长在一潭死水的小镇（斯特拉特福）的“莎士比亚”，实际上是个文盲和无知者，一个从没写过一部剧本、一句台词，但颇有名气的演员，死的时候本无人问津；只因“莎士比亚”这个名字被当作“品牌”，反复更新，竟在100多年之后被塑造成超世天才。19那么，莎士比亚剧作是怎样产生的呢？原来是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好几代受“中国热、中国风”熏陶的“莎士比亚编辑”编造、杜撰出来的。20

　　2005年，英国国家肖像馆宣布，一幅在英国流传甚广并认为是在莎士比亚生前完成的莎翁肖像（图1）很可能是19世纪的虚构作品。专家通过对画面所用颜料的精微检测后发现，图中的两种颜料——铬黄和法国蓝是在1818年和1826年才开始广泛应用。

　　从《大宪章》到《五月花号公约》——虚构的近代英美（盎格鲁-撒克逊）政治道统

　　按照西方历史的说法，2015年是《大宪章》签署800周年（1215—2015）。

　　然而，这个大宪章却是出于伪造。伊赫桑·巴特博士说：《大宪章》（Magna Carta）属于被杜撰的、假的手稿。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埃德温·约翰逊（1842—1901）曾详述过这个伪造的特点。我们在此举出另一部书，即布鲁尔（1810—1897）所著《历史的笔记》，它列举了许多欧洲国家都步英国之后尘，分别伪造了它们各自的《大宪章》。21

　　现在所展示的《大宪章》的“原始文件”是用拉丁文写的。1215年西方的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整个中世纪，除了极少数教士之外，全然是非文字社会。直到近代之初的16世纪中后期，大部分的法国和英格兰的贵族都是文盲。

　　说起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人们每每将其归于《五月花号公约》。

　　据说这部《五月花号公约》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的意义，可以与英国《大宪章》、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相伯仲，美国几百年的根基就建立在这个公约之上，信仰、自愿、自治、法律、法规这些关键词几乎涵盖了美国立国的基本原则。实际上这部《五月花号公约》，不过是出于19世纪西方人伪造历史的“杰作”。22

　　美国的制度被称为西方现代政治制度的标杆，因而，推崇西化的人们对于美国的民主制度无不五体投地。起初，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在政治制度上“美承英制”，因而美国的政治制度来源于英国，西方中心论的这种普遍见解原来是出于虚构！

　　简单来说，这种虚构的社会历史大叙事：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中世纪→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科技革命→启蒙运动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进步，实际上正是西方中心论的一个缩影。由于这种世界历史大叙事建立在虚构史实的基础之上，因而，我们称之为“西方伪史”。

　　三、西方伪史是如何设定历史分期的

　　罗马帝国于476年崩溃，是一个“大谎言”

　　阶级斗争史观对于世界历史的分期有一种权威的说法：476年是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界线，换句话说，476年是上古史与中古史的分界线。476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呢？历史学家们说：那一年是罗马帝国崩溃的标志年。

　　西方历史学家们说辉煌的“古典时代”结束于476年。从此，世界历史进入了千年黑暗……而事实上，那一年什么也不曾发生……

　　“在与普通历史教科书同标准的历史著作中，历史分界最显著的莫过于‘罗马的灭亡’这个事件了。大家都认为‘罗马的灭亡’这件事在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日耳曼民族侵入了罗马帝国，自奥古斯都开始的罗马帝国皇统于476年断绝了。普通人以为西罗马帝国的瓦解是欧洲一系列重大变化的开始。这种意见虽很自然，但却是很错误的。……所以‘罗马的灭亡’这件事至多也不过是一种极为肤浅的分界……

　　“我们要详细追溯罗马帝国瓦解过程已经是不可能了。实在说起来，当时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如此分歧、如此缓慢，以致即使我们对于5世纪的事实好像对于19世纪那样清楚，也不能将当时的革命说得很清楚……我们就连最突出的、最惊人的政治事件，还很不明白，对于当时的情况也很模糊。……我有一个朋友，近来为了好玩，曾经将各种历史教科书里面关于帝国灭亡的原因搜集起来加以统计，居然得了五十个原因。这些理由当然都是猜想之词。就连那几个一般承认的理由，如帝国人口的减少、日耳曼族的勇敢善战与精力的充沛等，据古朗日23说也都是毫无根据的。”24

　　欧洲史学家在这里列举了50个理由，没有一个靠谱。欧洲本来没有历史记录，更没有纪年的传统，因此将所谓的古典历史的结束，中世纪的开始定在476年是毫无根据的。

　　我们已经揭露过，西方伪史的纪年体系来自斯卡利杰，而斯卡利杰是袭用了中国历史年表来制定欧洲历史年代的。西方伪史编造纪年体系，采用了中国历史的三个时间坐标，一个是伏羲，一个是唐尧，一个是黄帝。伏羲画卦本于《易经》，以尧纪年依据《尧典》，黄帝开篇出于《史记》。

　　仿此，中国历史上476年是怎样的年份呢？还真是很有意思，欧洲古典历史结束的年份袭取了《春秋》的年代。原来在476年的前面加上公元前三个字，就是春秋与战国之间的分界线！孔子作《春秋》，《春秋》所记的最后年限相当于公元前476年，这一年也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载周敬王之死的年份，司马迁继《春秋》所纪的历史时间之后，选择周元王元年（前475）作为记叙“六国时事”之始。西方伪史的年代原来都可以从中国找到来历啊！

　　“中世纪”起讫年限1000年，为德国学者人为划定

　　“如果我们不再把时间分界的存在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来关注，那么就会发现‘中世纪’的概念完全是人为制造的。我们对于中世纪生活何以成为中世纪的原因的理解被微妙而又颇具深意地扭曲了，这是由我们为即将到来的历史时期所使用的术语的违规效应所带来的，观察这一点是如何发生的进一步展示了‘中世纪’的概念是人造的。”25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发展是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很快在德国创立的早期日耳曼历史研究学会（Gesellschaft fur Deutschlands altere Geschichtskunde），学会的目的是编纂高质量的中世纪资料，如编年史、宪章、法律和信件。这个计划为技术专业程度设立了新的标准，它所启动的系列著作《日耳曼历史文献》（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仍然在不断增扩。这一学会首次成立于1819年，紧接着，它的创立者们决定将其研究对象的起止日期设定为公元500年到公元1500年。”26

　　设定欧洲古典历史起讫年限也是1000年

　　“如果我们继续研究‘中世纪’或叫‘中间时代’，还会有其他一些问题。一个问题就是由其带来的巨大的时代扭曲。即使我们接受‘中世纪’这个词，就像它已经被使用的那样，它所表达的中间性则变得越来越不恰当。这个词曾经是表意十分清楚的，那时中世纪之前的历史时期被非常狭隘地理解为大约公元前500年到公元500年之间的1000年，而在地理上则集中在希腊和罗马，或许还拓展到古埃及和亚述，还有《旧约》中的以色列。尤其是考古学在年代深度和地理广度上，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古代世界的知识，这将曾经被认定的‘史前史’的边界向前推延了。这种关于古代世界知识拓展的结果就是，它使得随之而来的被认为是中世纪这一时期越来越远离其中心。于是逐渐地，中世纪的中间性看起来就建立在一种对在世界历史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事物的狭隘而过时的想象之上。”27

　　我们知道，德国人在16世纪发明了“世纪纪年法”，每百年为一个世纪，然后再将具体历史事件填充进去。而划分时代时，则采用每千年为一个历史阶段，中世纪为一千年，古典历史也是一千年。然后再寻找划分阶段的理由。

　　“中世纪”是一个西方中心论的概念

　　“一个更深的问题随之而来。‘中世纪’这个词将一种对人类历史的想象神圣化，而这段历史正是以欧洲文明为中心的，更确切地说是西欧基督教文明，它被看作是各种人类进步动力的发源地。近几十年来，历史学家们对这种叙事倍感不适，这种叙事通过贬低各方，而成就一地之尊，这种旧方法被认为严重歪曲了亚洲文明、非洲文明和美洲文明的重要性和不同年代。不仅如此，它将我们的注意力不合理地局限于被认为是先进的文明中，而不是纷繁各异的各种形式的人类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形态中。于是，‘中世纪’受到指责，它背负了太多以欧洲为中心的沉重包袱而无法继续成为一个有用的或恰当的词语。”28

　　“文艺复兴”是一个“法语新词”，源于19世纪中期

　　“文艺复兴”是19世纪出现的概念。“就广义而言，文艺复兴是19世纪学者们的创造。”29

　　“从19世纪开始，人们逐渐形成这样一个观点：文艺复兴对现代世界的发展具有‘卓越的历史重要性’；继中世纪文化发展停滞之后，一个‘文化上的春天’伴随着对古典文学的重新审视和视觉艺术的蓬勃发展传遍欧洲大陆。这一观点的发展主要归功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的作者——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30

　　“文艺复兴（Renaissance）——以大写字母R开头——这个概念可追溯到19世纪中叶，追溯到历史学家朱尔斯·米什莱（他喜欢这个名称）、批评家约翰·罗斯金和建筑师A. W. 普金（他们不赞成这个名称）、诗人罗伯特·布朗宁和小说家乔治·艾略特（他们更加模棱两可），但首先要追溯到瑞士学者雅各布·布克哈特。

　　“正是布克哈特，在他的著名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Civilis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1860）用个人主义和现代性这两个概念定义了这个时期。据布克哈特说，‘在中世纪，人的意识……在共有的面纱掩饰下处于梦幻或半清醒状态。……人们——正是通过某种基本分类方式——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庭或团体中的一员’。然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这一面纱首先化为乌有……人变成了精神的个体，并认识到自己就是如此。文艺复兴意味着现代性。布克哈特写道，意大利人在现代欧洲之子中是最早出生的。

　　“14世纪的诗人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Petrarca，英语拼写成Petrarch）是最早的真正的现代人之一。艺术和观念的伟大复兴始于意大利，而这些新的观念和新的艺术形式在较晚阶段才传入欧洲其余地区。”31

　　如此这般，西方伪史对历史分期的年代划分就成这样：“中世纪1000年，古典时代1000年，文艺复兴之后500年”被人为划定。古典时代的结束时间，被定在476年，实际上是参考孔子的《春秋》纪年结束时间公元前476年，将其时序辗转腾挪，倒推到公元后476年形成的。其后的历史学家，只是在这个大的历史分期基础上，略作增减，表示自己的研究心得。这种历史分期传到中国，引发了中国封建论的史学论战，几十年热闹非凡，其中主流学派，将中国的封建社会定在春秋战国之际，正好是公元前476年。

　　四、伏尔泰是“西方中心论”的始作俑者

　　人们知道，18世纪被称为伏尔泰的世纪，他推崇中国文化、反对欧洲宗教不遗余力，结果导致后来法国大革命的发生。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孔庙”，以示对中国文化的推崇，他所写的世界历史著作《风俗论》，将中国放在最前面。这些都表现出中国风、中国热对法国，并通过法国对欧洲的影响。

　　然而，伏尔泰还有另外一面不大为人们所注意，那就是他实际上是西方中心论的始作俑者。伏尔泰在其主要著作的创作时期，经历了欧洲崇尚中国风到抵制中国风的转折，因此在他所写的作品中，两种倾向都有所反映。

　　学术界一般将孔多塞（或译孔德塞）32于1793年撰写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1795年首版）作为欧洲“进步”概念的发端。后来的“发展”概念、社会进步论、进化论都以此为起点。然而，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的历史观为末世论，进步的概念来自于欧洲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之间发生的“古今之争”中“崇今派”的胜出，其基础为以中国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技术引进。

　　“孔德是孔多塞的学生，此外，他还写过杜尔哥（Turgot）的老师和朋友伏尔泰的传记。孔德的大部分思想可以追溯到圣西门、孔多塞和杜尔哥，孔德超出了他的前辈，并不是由于其思想的独创性，而是由于其历史哲学体系的广阔性。它的秩序原则和进步原则已经由孔多塞说过了，而三阶段规律也已经由圣西门和杜尔哥说过了。这三个人对历史神学进行了决定性的改造，使其成为以伏尔泰为开端的那种历史哲学。”33

　　这里排列了社会进步论的简单谱系：杜尔哥→孔多塞→孔德，而杜尔哥为伏尔泰的学生，伏尔泰的学说中已经包含了进步论的萌芽。

　　欧洲中心论的曾祖及其衣钵传承者

　　“这种欧洲中心论的曾祖父是19世纪的‘社会学之父’奥古斯特·孔德以及亨利·梅因（Henry Maine）爵士。这两人分别区分出所谓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新思维和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新社会组织，据说这些新方式取代了古老的‘传统’方式。欧洲中心论的一个祖父是埃米尔·涂尔干。他提出了‘有机的’社会组织与‘机械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对立。另外一个祖父是费迪南德·滕尼斯，他强调的是从传统‘共同体’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在下一代人里，塔尔科特·帕森斯提出‘普遍主义’社会形式与‘特殊主义’社会形式之间的对立，而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则宣称发现了传统的‘民间’社会与现代‘城市’社会之间的对立和转变，至少是二者之间的一种‘连续性’，而且还发现了‘低级文明’与‘高级文明’的共生现象。汤因比（1946）虽然研究了20多个文明，但是他也宣布‘西方’文明的独特性；而斯宾格勒则对西方文明的‘衰落’提出警告。”34

　　西方中心论的始作俑者——伏尔泰

　　大家都知道，法国大文豪伏尔泰为18世纪欧洲推崇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然而，另一方面鲜有人知的是他同时又是欧洲中心论的始作俑者。在其所著的《哲学词典》中，伏尔泰在推崇古代中国文化的同时鼓吹欧洲的进步，对中国进行贬抑，说中国300年没有发展，为后来欧洲人打压中国文化埋下伏笔。

　　“我们相当了解中国人现在还跟我们大约300年前那时候一样，都是一些推理的外行。最有学问的中国人也就好像我们这里15世纪的一位熟读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学者。但是人们可以是一位很糟糕的物理学家而同时却是一位杰出的道德学家。所以，中国人在道德和政治经济学、农业、生活必需的技艺等方面已臻完美境地，其余方面的知识，倒是我们传授给了他们的。”35

　　“在科学上中国人还处在我们200年前的阶段。”36

　　伏尔泰也是东方主义的汉学主义之始作俑者

　　伏尔泰“开创了汉学主义的浪漫主义传统，并塑造了理想化的中国形象。在也许是最早的全球通史中，他开篇伊始把占有显赫地位的前两章奉献给了中国文明。他虽然对中国赞誉有加，却又将其展现为一种一成不变的文明：‘这种辉煌的状态已经维持了超过四千年，但是在律法、行为、语言，甚至时装与穿着的样式方面都没有丝毫重大改变。’”37

　　西方中心论的雏形——“四个时代”划分

　　七年战争（1756—1763）之前，英法之间争夺传播中国文化主导权，七年战争之后，英国开始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建设之风。因此，可以说七年战争是欧洲“中国风”从扬到抑的分界线。从大的时间范围来说，伏尔泰的《风俗论》从开始写作到最终完稿，恰好跨越了这个转折时期。因而，《风俗论》固然表现出对中国历史的推崇，但同时也潜伏着西方中心论的萌芽。下面这段对艺术史的分期就是这种萌芽状态的表现：

　　“一切都使我们相信，如果要研究艺术史，那么在世界史上，只有四个时代是值得称道的，那就是亚历山大时代、奥古斯都时代、美第奇家族时代和路易十四时代。”38

　　伏尔泰《风俗论》从1740年开始撰写，到全书完成花了16年时间；作为其导论部分，于1765年以《历史哲学》标题发表。之后依然不断对该书进行修改、增补，直到他去世。

　　同样的历史分期理论，伏尔泰又在另一部著作《路易十四时代》的导言中略作展开，兹概述如下：

　　世界历史上只有四个时代值得重视：

　　第一个是菲利浦和亚历山大时代。或者说是伯里克利、德谟斯提尼、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阿佩尔、菲迪阿斯和普拉克西泰尔这类人物的时代。但是这种荣誉只局限于希腊的疆域之内，世界当时已为人所知的其他地区还处于野蛮状态。

　　第二个是恺撒和奥古斯都时代。这个时代还以卢克莱修、西塞罗、李维、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瓦龙和维特吕弗等人的名字著称。

　　第三个是紧接穆罕默德二世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的时代。美第奇家族把被土耳其人驱逐出希腊的学者请到佛罗伦萨，这是意大利光辉灿烂的时代。正如早期的希腊人把艺术尊誉为智慧一样，当时一切都趋于完美。文化技艺一如既往，由希腊移植到意大利，种在适宜的土地上。它在这块沃壤里，顷刻之间变得果实累累。

　　第四个时代被人称为路易十四时代。可能这是四个时代中最接近尽善尽美之境的时代。其他三个时代的发现使这个时代得以充实丰富，因此它在某些方面的成就比其他三个时代的总和还多。说实话，在这个时代，也并非所有文化技艺都比在美第奇家族、奥古斯都和在亚历山大统治之下更有发展。但是，总的说来，人类的理性这时已臻成熟，健全的哲学在这个时代才为人所知。这种说法是千真万确的：从黎世留红衣主教统治的后期起，一直到路易十四去世后的几年止，在这段时期内，我国的文化技艺、智能、风尚，正如我国的政体一样，都经历了一次普遍的变革，这变革应该成为我们祖国真正光荣的永恒标志。欧洲的文明礼貌和社交精神的产生都应归功于路易十四的宫廷。……在所有时代中，因拥有才能卓越的伟人而超凡出众的，我只知道这四个时代。39

　　英法七年战争（1756—1763）是中国风由盛转衰的分水岭，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导言》1751年脱稿，初版后又不断修订达10年之久，也正好处于中国风在欧洲的转变期。

　　在这里，伏尔泰构造了以“近代法国中心论”为核心的西欧中心论之道统：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古罗马的恺撒→文艺复兴时期的美第奇家族→近代法国的路易十四时代，代表了他的进步论的世界历史观。这就是以西方伪史为基础的西方中心论历史观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