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从现代的眼光来看，出台这一政策的初衷基本可以归纳为“要想富，先修路”，算是一项惠民政策。然而，由于执行政策的仓促和僵硬，以及早已凸显的地方和中央权力之争，终于激起四川保路风潮。刚愎的清政府则一次次地葬送着和平解决四川问题的机会，让7000万人站在自己的对立面，屈指可数的几个能臣相继在这里折戟，平乱部队入川犹如抱着干柴灭火……

　　最终，糜烂的四川给武昌提供了打响第一枪的机会。

　　“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推出很突然，但也不是盛宣怀心血来潮。清朝的铁路政策最初是国有，但是又没钱修，所以就向西方列强借钱。庚子国变之后，出于对列强的愤恨与恐惧，全国的舆论导向都是呼吁由国人自己来办铁路，“不借洋款”成为爱国的标志，再加上官办铁路垄断资源，又容易产生腐败，因此在1905年到1906年，兴起了一股商办铁路的热潮，后来捅了娄子的川汉铁路就是此时从官办转为商办。

　　不过，当时清政府的一些大员们也发现了商办铁路的弊端，第一是铁路需要全国统筹，统一规划，项目分批分期逐步上马才行，现在全国各地乱糟糟一哄而上很成问题；第二是中国的民族资本刚刚起步，实力太弱，张之洞在湖北建粤汉铁路，开始也想从国内招商，不借洋款，结果只有四名商人愿意出资，而且经过仔细调查后，发现这四人中只有两个人是有钱的，而且还不是真的有钱，是洋人们的代理，几条铁路的民间融资进行得非常吃力。因此，张之洞、岑春煊等人都转而支持铁路国有、借钱修路，只不过，体制的转轨需要时间，这件事终于在盛宣怀手里有了实质性的推进。

　　盛宣怀对此事如此积极要说没有一点私心也是不可能的，这是他半官半商的身份所决定的。在他打造的工业体系之中，铁路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一定要攥在手里。另外，修建铁路的巨大利益对于一个商人来说具有太多的诱惑，他控制下的汉冶萍公司生产的铁轨从此不愁销路，光这一项就获利颇丰。

　　这次，收归国有的铁路最为重要的有两条：从成都到汉口的川汉铁路和从广州到汉口的粤汉铁路，牵扯川、鄂、湘、粤四省。盛宣怀宣布国有，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国有办法，只是要求相关地方督抚查账。国家是赎买还是强收？督抚们不得而知。这也符合盛宣怀的商人性格——扣住底牌，等对方出价。

　　消息传到鄂、湘、粤，立即炸开了锅。

　　保路运动首先在湖南兴起，而尤以四川最为壮烈。

　　铁路国有的上谕传到四川的时候，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没有把铁路国有的上谕“誊黄”公之于众，他先召集铁路公司的相关管理者和咨议局成员开会。会上人们表现得还比较平静，有一些人认为，国有可以，只要不向列强借款就行。现在的公司是个烂摊子，铁路不知道要哪天才能修通，国有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只要政府把已用去的款项换做债券，把没有用去的款项移交四川商民就行。当时四川募集的股银大概1400万两，亏了300多万，花了300多万，还剩700万两现银。有些人则已经开始幻想，剩下的700万收回来以后可以发展教育、兴办实业、维护内河航运等等。

　　可是，盛宣怀不这么想。

　　盛宣怀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那700万两租股反正也退不到每个老百姓手里，必定被地方政府留用，他以邮传部大臣的权力，有能力把这笔钱调拨中央政府。

　　1911年6月1日，他同上任没几天的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联合致电王人文，宣布了他的铁路国有办法：对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那亏掉的300多万，政府概不负责。盛宣怀还明确解释了四川和其他省待遇不同的原因：人家是“商股”，可以退还现银，你们是“租股”，理应转为国家股票。此外，他还撺掇摄政王载沣给王人文下了一道严词申饬的上谕，指责王人文没有将铁路国有的上谕“誊黄”公之与众。

　　收到电报后，王人文非常郁闷：挨批也就罢了，可是盛宣怀的解决方案和川人要求的实在差距过大，一旦公布恐怕会激起强烈的抗议。他把这封电报压下，秘而不宣，致电盛宣怀：能不能已经花了的转成国家股票，没花的如何处理由川汉铁路公司来决定？

　　盛宣怀对王人文置之不理，他急着把700万现银控制在手里。因为现银全部在川汉铁路公司宜昌分公司，盛遂致电宜昌分公司总经理李稷勋，询问李稷勋是否看到他6月1日给王人文的电报。李稷勋再致电成都总公司，总公司跑去总督衙门索阅电报，不得已，王人文只有把电报透露给了川汉铁路公司的负责人以及四川省咨议局的议长蒲殿俊等人，众人一下子就被盛宣怀强取豪夺的方式激怒了——朝廷不仅要夺路，还要谋财，岂有此理！

　　更为火上浇油的是，6月13日，四国借款合同传到成都，怒斥盛宣怀之声立即响彻蜀中大地。《蜀报》上登出《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为题的文章，痛骂“盛大臣卖国奴”。

　　既被朝廷训斥，又被盛宣怀无视的王人文也很愤怒：虽说他这个总督只是“护理”，是低级官员暂时代理高级职务，但好歹也是四川当下的最高长官，铁路收归国有这么大的事情盛宣怀事先不商量，事后不听劝，这下可好，事情闹大了。他仔细研究借款合同，发现内容涉及借款使用须由主借银行监督，须以厘税作抵，工程须聘用英德美各国一人，须由银行监督购用工料等条款，据此上奏朝廷，认为这是卖国条约，怒责盛宣怀误国丧权之罪。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内容实质上均涉及经济问题，是西方银行为保证贷款不受损失的惯有条件，不关国家主权问题，只不过当时的中国官员及一般民众却认为这就是卖国。王人文以封疆大吏的身份奋起抗击，受到舆论高度赞扬。

　　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集股东和各团体开会，一致决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拚死“破约保路”。接着，各州县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协会或分会，风潮播及全川，声势越来越大。8月14日，成都开始罢市罢课。9月1日，发展到抗粮抗捐。

　　四川保路运动是由立宪派发动和领导的。他们力图把运动控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内，要人们只求争路，不反官府，不打教堂，更不得聚众暴动。同盟会虽然没有掌握保路运动的领导权，但他们执行“借保路之名，行革命之实”的策略，暗中联络会党，准备武装起义。

　　清政府一意孤行，撤了同情保路斗争的护理川督王人文的职务，任命赵尔丰继任四川总督。

　　在赴任川督途中，赵尔丰给王人文写了一封信，明确表示保路问题事关国权，理应为民请愿。他对清廷中无人反对这丧权之事感到费解，对王人文的态度表示支持，他向王人文申明：“公既主张于前，丰必维持于后”。

　　8月5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特别大会召开，赵尔丰到场训话，赞扬保路绅民“具爱国之热忱”，表示理解川人的要求，作为地方官，他将竭力帮助大家。同时，赵尔丰呼吁大家保持克制与冷静，维持社会安定。在实际政策方面，他基本赞同王人文的方案，只是语气略为委婉而已。

　　盛宣怀和端方日日企盼速到成都的赵尔丰原来这么个态度，这让二人百思不得其解，他们大失所望地认为，整个四川已经没有官员能执行中央政策，谋划让端方亲自入川督办，取代赵尔丰。同时，盛宣怀把宜昌分公司总经理李稷勋请到北京，说服李稷勋把在宜昌存放的现银交给他和端方。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和保路同志会纷纷指责李稷勋是“叛徒”，股东会做出决议，撤销李稷勋宜昌分公司经理的职务。盛宣怀对着干，任命李稷勋为新的国有铁路公司宜昌分公司经理。

　　本来，在王人文和赵尔丰的维持下，保路同志会成立一个多月也就是和平请愿而已，还没有什么激烈的举动，盛宣怀策反李稷勋将“夺财”搞成既成事实，彻底激怒了保路同志会，他们宣布，自8月24日起发动全川罢市，以示抗议。8月28日，四川保路同志开始酝酿发起全省范围的抗捐、抗粮行动，有些地区已有零星的起义。

　　此时的盛宣怀和端方为着几百万两银子已经陷入自己的思维定势不能自拔，26日，盛宣怀致电赵尔丰，说罢市罢课就是乱党，只要在布告里宣称“格杀勿论”就能相安无事，抓几个带头的就能息事宁人。28日，赵尔丰致电内阁，要求将借款修路交资政院决议，否则大乱将作。8月29日，端方参劾赵尔丰“庸懦无能，实达极点”，请求朝廷派重臣将赵撤职查办。8月30日，内阁两电赵尔丰，坚持铁路国有。9月1日，赵尔丰联合成都将军玉昆弹劾盛宣怀，请求朝廷查办盛宣怀。

　　这时，连英国驻成都领事都看不下去了，曾表示愿请示公使作出让步，将股款还给川汉铁路公司，川汉铁路仍为商办。赵尔丰急电内阁，告以此事。英国人愿意给清廷台阶下，然而政府对此置若罔闻，并未采取行动与英方交涉。

　　9月2日、4日，上谕两次严厉申斥赵尔丰，强令赵尔丰平息保路风潮，否则治罪，同时，命令端方带兵两千，入川镇压保路运动。事情至此，已经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

　　在清廷的催逼下，为了自己的顶戴花翎，心慈手软了一个月的赵尔丰决定和川人翻脸，镇压保路运动。

　　9月7日，赵尔丰诱捕了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蒲殿俊、罗纶、颜楷、邓孝可、张澜等人，同时下令搜查铁路公司，封闭铁路学校和股东招待所。消息传来，参与保路运动的数千名请愿的民众涌向督院街督署院内向总督请愿。赵尔丰面对手无寸铁的群众，竟然下令开枪镇压。埋伏于堂内的军警举枪射击，几十具淌血的尸体卧在督署院内的石板上，再也没有起来，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同时，城门紧闭，岗哨增加，军队在有目的地搜捕……任何人都不能进城或出城，邮电交通全部被封锁，成都被赵尔丰高压铁桶般地严密控制了。

　　血案发生后，四川同盟会成员龙鸣剑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锦江畔的城南农事试验场。他与曹笃、朱国琛等人紧急磋商：如何将被封锁的血案真相迅速告知天下、鼓动各州县群起抵抗。不能用信使，已经有两名信使被抓去杀了头；也不能通过信件、电报……什么办法能既快又安全？

　　龙鸣剑双眼突然一亮：“等等！”他兴奋地对朱、曹二人道：“办法有了。用木片代替电报、信件，走水路。‘水电报’比信快，只消一天，保证沿河百里的乡镇都能收到。”

　　鸡还未叫时，几百木片都已写好，涂上桐油，投入锦江，木片上写着：“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

　　“水电报”顺江而下，几天之间，蜀中各地均已得悉“成都血案”的真相，一支支“保路同志军”迅速组建，成都附近十余州县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在同盟会员和哥老会首领秦载赓、龙鸣剑、侯宝斋、张捷先、张达三等人率领下，四面围攻省城，在城郊红牌楼、犀浦等地与清军激战。周鸿勋率所部巡防军在邛州反正，与南路同志军占据新津。罗子舟率雅州、荥泾同志军扼守大相岭，阻击清军。各州县同志军一呼百应，把守关隘，截阻文报，攻占县城。大竹李绍伊、犍为胡潭等会党首领揭竿而起，西昌地区彝藏同胞攻城逐官，川西北藏羌土司聚众举义。全川各族人民浴血奋战，反清斗争势如燎原，造成四川独立的有利形势。

　　9 月15 日，清廷派岑春煊入川助理剿抚，因岑春煊在川人中素有威望，奉命后又力主和平解决川乱，易为川人接受。岑春煊于9月18 日发表了《告蜀中父老子弟书》，态度温和，言词真切，很得川人欢迎。截至此时，危机还有转缓的可能。然而，赵尔丰眼见着岑春煊有可能取代他的总督之位，非常不满，电告朝廷：岑春煊又不是地方官，还没到四川就发布告，指挥方略，并且不和川督商议，其措施和四川形势不合；又谎称四川动乱已经平息以阻止岑春煊入京。端方本以为赵尔丰出事，川督为自己囊中之物，不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也忿忿不平。多方掣肘，岑春煊遂以川乱平定为由推辞入川，清廷最后一个平息川路风潮的机会也在封疆大吏的勾心斗角中化为乌有。

　　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这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最先建立的革命政权，成为成都东南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四川进入全面的战争状态。

　　同志军起义使清廷震恐，急调端方率鄂军入川镇压，端方从汉阳出发，在路上，端方率领部队住在牛栏猪圈之中，每到人烟稠密的地方，就鸣锣召集百姓，和弟弟端锦口干舌燥地演说，务使川人理解铁路国有政策。一路上磨磨蹭蹭，走了两个月，11月13日才到四川资州，在资州盘桓了14日。

　　是时全国革命党人加紧活动，革命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从而导发了10月10日武昌起义。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军心愈发动摇，端方显然已陷入彷徨不定的困境。据随同其入川的一位新军士兵回忆：“端方为稳定军心，极力笼络部下：有的士兵生病了，端方派其弟到军营问候；有的士兵亡故了，端方修书哀悼。甚至有的士兵受不了跋涉之苦，端方竟然下令雇轿抬着他。”

　　此时，端方许诺已经派人赴成都银行借款4万两发军饷，等了几天饷银不来，士兵们认为被端方所骗。11月27日，士兵将端方兄弟乱刀砍死，据说第二天，饷银就到了资州。士兵们将端方和端锦的头颅盛在匣中，浸以煤油，使其不腐，回鄂时沿途示众，最后又呈送武昌军政府的黎元洪，以此作为在未来政权中分一杯羹的奇功。

　　武昌首义进一步推动四川的革命独立。11月21日，广安州组成大汉蜀北军政府。22日，蜀军政府在重庆成立，宣布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川东南五十七州县响应独立。。

　　赵尔丰眼见大势已去，被迫释放蒲、罗等人，并与立宪派签订《四川独立条约》30条。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由蒲殿俊任都督、朱庆澜任副都督。12月8日，成都发生兵变，蒲、朱仓皇逃遁。军政府陆军部长、同盟会员尹昌衡带领新军入城平乱，旋即改组四川军政府，由尹昌衡、罗纶分任正副都督。12月22日，尹昌衡派兵逮捕赵尔丰，将其枭首示众。至此，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覆灭，辛亥革命在四川取得了胜利。

　　正是由于1911年9月的成都血案后全省保路军围攻成都，清廷急调鄂军入川，武昌的兵力空虚，革命党人得以乘机武装起义，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才得以寿终正寝。而辛亥年四川保路运动的功劳，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